问：您在书中也说到类似观点，说中国思想的二元观，甚至多元并存的观念，都会综合成辩证的推演，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缺乏绝对理性的追求呢？

答：传统的中国思想不追求绝对理性，而是追求最终的“善”与“和谐”——二者都是动态的。比如：教育一个所谓的“坏小孩”，你用软的办法感化他，可能比较合适；若是用坏的办法惩罚他，这个孩子可能就被毁了。对于自己，同样如此：可以用善的办法自我反省，发现“我错”，则自我纠正，不用自以为是，斗人为乐。

问：这种动态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但是为什么到了南宋以后，朱夫子解释的儒家伦理又变成一个固定僵化的结构呢？

答：朱夫子的思想是“结构论”：有一个四平八稳的秩序，这是一个已经设定的“理想结构”。于是，君臣之间就如天地之间：明君英主代表了最善的秩序。但是，下一步的推演，只要是“君”就是“明”，只要是“主”就是“英”——有了这种预设，君臣之分就不容僭越，上下之间就是自然的秩序，不容挑战，更不容颠覆。

问：您怎么评价明清以来的科举制？它对中国知识阶层的长远影响是什么？

答：科举制，若以考试而论，并无大错。两个人的能力，是要比较一下才能知道谁高谁低；不同的任务，当然要找不同的人才，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中国的科举是考经书中各部分内容的互相关联及互相阐释，它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求考生对整套经书的熟悉。这种做法当然是以整套经书预设的解释为准，不容许另设一套自己的解释，否则人人自设解释，就没法比较了。

明清八股文的考试，是要花心思的：章节布局的安排必须符合起承转合的规范；对经文的解释必须按照官设的注疏。这种作文方式并不简单，乃是一种“智力测验”。清朝康、雍、乾三朝有真才实学的人，当然可以按照规矩，接受这一“智力测验”；一些平庸之徒，只需要背熟“标准文”的格式和内容，自己稍微变通亦可成文。这种方式四平八稳，只是换几个字眼而已，形同抄袭。《儒林外史》中所谓“闱墨”，即是上述“标准文”。例如台湾地区的联考，那些个补习班甚至教你如何背数学难题，背物理、化学的方程式。所以在那里，没见识的家长和老师监督学生功课的标准不是“懂了吗？”，而是“背了吗？”，甚至以抄书作为背诵的方法。

至于明清时代，真正能读书的精英，其实很多不屑应考。他们认为：士大夫是替国家做事，不是替皇家做事，更不是替考卷做事。读书为明理，做官为办事。这种人，也就是《儒林外史》中所认为的上层人物；至于第二等人物，则是放纵不羁，不屑于按照这类规矩应考、求取功名；第三等人，才是背好了书，按照规矩做典型的标准文章，对上司只要服从，对皇家只要尽忠。这样考试出来的人才，碰到读书人应当解决的研究和思考，他们就认为是“离经叛道”。真正的读书人，于是不屑与科举人才同流合污。倒过来讲：官家录取三考出身的人才，碰到现实问题，他们没有可以背诵的原本也没有标准答案时，往往只有磕头，“请皇上指示”。

问：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文化的反思未曾中断过。比如蒋廷黻描述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意识形态的崩溃。他说：“从君主制分离出的儒家思想，就像一个缺少大教堂墙壁支撑的飞拱，无法独自发挥作用。”现代文化以尊重个体权利为出发点，而儒家文化更强调人在一套系统里的位置和安排。儒家文化究竟能否生发出现代价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应该如何看待儒家文化“遗产”？

答：真正处理儒家的思想传承，是要能够理解儒家设定的一些前提，以及理解自古传承的经书、史书，其中的内容其实不过是一些资料而已。要从旧资料中推演出应对实际问题的解答，其实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根据历史传承的经史寻找前例，再从这种前例中归纳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离现实有凿枘不入之困难。真正的解决问题，是必须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可借用的社会人文学科方法学，对问题做出适当的处理。如果在今天的世界，还要有一些预设的假定，例如不尊重经济学上的统计，而只考虑官设经典的前提，非要按照预设的架构寻找答案，那就不过缘木求鱼而已。

明清时代，何尝没有通人？明末清初，顾亭林、黄梨洲、方以智这些人物遵循心学，以他们的良知、良能找问题、求答案。他们留下了许多著作，让我们可以学习如何观察、如何存留记录，然后从可以见到的前例之中归纳一些可用的方式来处理所面临的困难。今天的社会科学，单以经济学和政治学而论，也就是如此而已。经济学注重统计资料，市场的价格、货币的数量、各项目的生产指数：这些项目加在一起，找个理想的情况，再以理想的情况与现实对照，于是答案就自然出现了——明清时代的能臣良吏，何尝不是如此做法？

李菁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