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在“说中国”系列里一直强调中国文化的“同构性”，如何理解这个“同构性”？由于地理特征，欧洲大陆从本土到地中海外围，很难形成像中国这样同构性很高的、庞大而复杂的文化系统。这其中各自的利弊是什么？这种文化的同构性是不是天下国家的结构具有“超稳定性”特质的主要原因？

答：中国文化之中，有些观念万变不离其宗：“老天爷”是“看不见的神”，是“具有人格的神格”，与基督教、伊斯兰教里“人格化的神”迥然不同——那是“人格与神格的双重性”。宋以后，“人格性”的一面被淡化；“神格性”——也就是“自然力”的成分加强，于是就出现了“天人合一”与“天、人各有特点”的分歧。

中国文化的精神，基本上走的是天、人两分而互动的趋向，从西周以来直到现在：中国经常有团体与个人之间的连续性，而非对立——“修己”再“安人”，“己”与“群”是不能分的。与此相对，在西方社会，“个人”与团体始终是对立的。

这种两分而互动的观念，其实不会带来“超稳定”的特性。相对言之，例如群己两端，是互相对应也互相调节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更不必然造成特权阶层把控社会。如果不幸，特权（例如皇权或者贵族阶层）把持社会的现象出现，最后的结果是，把持者自己僵化、失调而终于成为“社会的癌症”。

问：回顾中国历史，早在战国时期就曾经有高涨的人文主义精神，提倡个人价值，比如孟子就主张老百姓有反抗暴政的权利。但是这种人文主义的精神，包括这种反抗，为什么到后来就消失了？

答：其实你所说的这种现象并没有消失。如前所述，独占利权的阶层越强大、越持久，社会的分化和对立也就越强烈。唐宋以后，农民阶层最辛苦，因为前述独占利权的社会成分把持不让；如有天灾或人祸，最底层的农民穷苦而无处告，叫天天不灵、叫人人不应，民间在吃树皮，上面不知道——或者太监知道，皇帝不知道。这时候，农民揭竿而起，造成长期的、大规模的动乱，乃至改朝换代。历史上，这种个例太多了。

有些朝代的覆亡，不是由于外患，而是因为内乱。代替覆亡一朝的新朝，例如明代，并不理解“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到最后，又被另一次民变削弱了皇朝的根本。这时候，外敌的入侵，正如大病之中身体完全没有抵抗力，努尔哈赤的小小部落轻易就将大明颠覆。其实，真正颠覆大明的并不是努尔哈赤，而是李自成。

若论“士”与皇权的关系，明朝的情况最为恶劣。自古以来，君权都应受儒家经典理念的约束，不能独大。但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以后，大量诛杀辅助其打天下的文武官员。到后来，朱元璋将皇家子弟分封全国，各占地盘；许多“朱千岁”之外，还有那些太监，在几乎所有的“国有营利单位”占据地盘。宗室与宦官吸干了明朝的国家收入——国家因此没有足够的资本去维持治安、平息民变，其后果就是外敌虽弱，居然就轻易地拿走了朱家天下。

至于中国读书人本身的自我认识，在明朝确实有所改变。发端于南宋“向内求索”的原则，被明代的“阳明心学”发展为一个很重要的儒家学派。王阳明认为，“良知”“良能”出于“良心”，人人皆有“良心”：“良心”是自己的主人，后面有宇宙运行的大原则——权力最大的君主也管不到天地。这一学派的出现，使得作为儒生的士大夫找到了道德抗争的依据：凡是背离理性的事物，都不应存在。一些有骨气的儒生因此而理直气壮，不顾生命，一波一波地引发对皇权的抗争，例如“东林”“复社”“几社”等。他们为天地之间开创了知识与道德的勇气，面对廷杖甚至死刑，书生们前赴后继，不断地抗争，留下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榜样。这些人的牺牲，我们后代无不敬仰。天啊！我们何尝愿意看见这些典范人物的牺牲？我们何尝不希望有人提出警示，上面就会改变啊！

问：陆九渊、王阳明都强调以个人心性为主，为什么最终还是没有形成可以与皇权对抗的权力？科举制在扼杀知识阶层的独立思辨精神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明代曾试图从官家化的儒家解放出来，未果。这是不是近代中国走向衰败的开始？

答：你提出的问题，值得深思。中国近代的衰败，并不完全在于西方的武装力量更为强大——坚甲利兵是可以学习的；拒绝改变或者麻木不仁，却是根本的问题。我们以清末为例，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之战，中国多少次可以真正地开始革新？可是，革新终未出现，最后是破坏性的革命毁掉前面皇朝专制与最保守的知识分子把持权力的结构：革新不可能，只有在“同归于尽”的状况下，颠覆清朝。可是接下去的政权继承了皇权特色，固守政权，而不知道改革之必要，蹉跎时间，以至于数度大战，内外交迫。

儒家的学者，有一部分只求自己心安，反而将真实的问题留给皇权及其依附者。这种逃避的心态，其实与真正儒家以“良心”为道德勇气，如同孟子所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的人生境界背道而驰。真正的儒家，是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说的那些人物：像张巡、颜杲卿，为了天下大义不惜牺牲性命的志士。天道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更以真正维持道德尊严的学者为牺牲。天啊！何其不为天啊！

问：您的著作里面常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源流的对比追溯，比如您经常提到中国人的关怀是为了安排一套人间的秩序，是相当于个人和自然的关系、个人和群体的关系这么一套伦理学的范畴。希腊从苏格拉底时代开始的学问传统，似乎是更趋向于寻找知识和建立知识体系的一套方法学，他们关注的是超越自然和人心的理性。怎么样去理解中西方两种不同的哲学观点？

答：有关这一问题，中国人读一读《斐多篇》，就可以大略知道东西方思想的差异。希腊的大哲柏拉图，在其老师苏格拉底离世前与他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求真——“真”“善”应当一体，而他们也是如此认为的。但是，希腊神话中的生活不是“善”，而是相当的任性。众神都行为不端、男女情爱混乱不堪，柏拉图认为因为神话中的混乱，在一个已经进入文明的城邦，就该思考如何从求“真”进一步求“善”。苏格拉底认为，他自己所见的城邦制度并不理性。因此，所有城邦呈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实，都有极大的缺陷。

除了政治，物理世界也应当有其秩序，这就是科学的领域。从“真”中找到“善”，也就是合理的情况。

城邦之中，既然所见的只是原始欲望的将就，那么，如何以“善”为方向，在混乱之中找出合理的秩序并预防目前的城邦制度会走向“不善”的成分，如僭主、暴民等，就成为他们需要思考、面对的问题。

他们看见城邦内部出现暴力的苗头，所以要针砭城邦，要浓缩道德之学，所以主张“哲人王”管理国家。这一“哲人王”不是直接做王，而是监督城邦——以良心来监督。

从这一出发点来看，西方传统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游牧、战斗部落的权斗，也就是为了酒色财气、欲望、淫乱、权力；但是，在这时候永远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替老百姓看天象、气候（有时候还看地理形势），类似中国古代“姜太公”的角色，他们后来有的成为“博士”，有的成为“先知”。

这一转换在欧洲非常不容易，但是在中国相对容易：中国的大部分地方是农耕——农耕是生命的再造，没有善恶可言，只有因时而动。因此，在中国“天人合一”是农业生产的和谐得来的；游牧民族的“善恶对立”，实际上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