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卓入洛后，他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参加反董会盟，却是反董诸侯中给予董军以最大杀伤者，甚至逼得后者放弃了东京洛阳一路西奔。应当看到，生长于草根阶层的孙坚虽然没有系统的儒家文化知识熏陶，却有一种来自于民间的强烈的道德直觉与江湖义气，而这一优秀品质也在相当程度上为其以后的孙策与孙权所继承，却为奸诈残忍的曹操与虚伪做作的刘备所缺乏。

笔者这么说，当然不是试图抹杀曹、刘在军事与政治上的突出业绩，而是基于这样一项基于道德常识的观察：同样是在乱世中求霸业，孙吴集团虽然也免不了做一些残忍与奸诈的事情，但与曹、刘集团相比，孙吴集团可谓“纯洁得像小白兔”。譬如，孙策在平定江东的过程中对某些土豪势力的打击虽然不可谓下手不重，但像曹操那样在徐州为了泄愤而将平民百姓杀得鸡犬不留的“反人类罪行”，却是肯定没有的；孙权遣吕蒙在荆州偷袭关羽的做法不可谓不阴毒，但是考虑到关羽对于东吴的一贯性的不可理喻的轻蔑态度，这种阴毒似乎并非不可理解——与之相比较，刘备集团欺骗刘璋入兵益州后再夺人江山的作派，才真是如假包换的“巨奸”所为。

吕蒙“白衣渡江”，关羽败走麦城

笔者甚至斗胆放言：一些国人对于曹魏的崇拜情绪与对于刘备的同情态度，如果不是以对于当事人的相关劣迹的无知为前提的话，恰恰反映的乃是这部分国人的基本价值观的混乱——比如，对于群众基本生存权以及人间基本信义原则的无视。

余论

从孙氏集团的角度切入东汉晚期历史，便能更为方便地将史学界与考古界关于当时民众基本生活的研究成果熔铸于其中，使得三国的故事摆脱“帝王将相”的窠臼，而多一点平民味。同时，孙氏从基层出发不断向上攀爬最终建立一个区域性帝国的曲折过程，也能够为今天的创业者提供励志能量与参考样板，由此打通古典资源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的桥梁。

现在不少学界朋友都在阐述如何开掘华夏传统文化为今所用的问题。而在笔者看来，此类开掘工作的要点并不在于如何背诵、记忆经典，而在于如何利用经典资源进行新的文化创作，由此使得今人不再仅仅成为古代知识的传承者，而进一步成为新知识的著作权人。而要在此类文化开掘过程中真正做到“推陈出新”，一个方便法门就是转换看问题的视角，调整经典叙述的问题框架，由此逼出新意。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大河剧的制作可谓他山之石，可供我们来借鉴一二。

生子当如孙仲谋

比如，就反映日本战国历史的大河剧而言，去年在日播映的《真田丸》就与前年播映的《军师官兵卫》便彼此视角有别，二者对于不少历史事件的阐述方式也有不少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却恰恰能够促发今人不断咀嚼历史旧事的兴味，而使得更多的人被吸引到研究、阅读历史的队伍中去。

如果我们能够以大河剧为启发，充分发掘华夏传统历史资源中那些被人遗忘的桥段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就能够克服当下汉语文艺界对于古典题材把捉不力的痼疾，为古典文化资源的现代化转换作出真正的贡献。而笔者在业余时间对于三国孙吴故事的文艺式重构，也仅仅是在这个方向上做出的一小步努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