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英瑾】

三国故事里最受世人忽视的，无疑是东吴孙氏政权。

这首先当然是拜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之所赐。众所周知，罗贯中写《演义》的基本立场是“拥刘反曹”的，所以，他的聚光灯就不可避免地会打到作为主角的蜀汉集团与作为大反派的曹魏集团之上。与之相比较，显得“不好又不坏”的孙吴集团，却因为缺乏所谓的“典型性效应”，而被剥夺了本应获得的戏份。

《三国演义》94版电视剧截图：华雄出场。之后被关羽温酒斩掉

结果呢，大量本该归于东吴集团的光辉事迹，全都被“移花接木”到了蜀汉集团的头上，弄得东吴集团就像一只被拔光了毛的孔雀。举几个例子来说：在反董卓的战争中杀掉猛将华雄的，明明是孙权老爹乌程侯孙坚，而在《演义》里，斩华雄者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刘备的二弟关羽；在正史中，面对曹兵来犯，最终劝说孙权下定抗敌决心的，乃是其谋士鲁肃，而在《演义》中，诸葛亮则成为了说服东吴集团与刘备集团合作抗曹的枢纽性人物；在正史中，有不少证据可以表明周瑜是一个心胸宽广的将领，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和诸葛亮之间产生过复杂的争斗，而在《演义》中，孔明“三气周瑜”的故事却被演绎得惟妙惟肖；在正史中，作出“草船借箭”之英雄行为的，明明是吴主孙权，而在《演义》，诸葛孔明则再一次抢了别人的功劳，成为了“借箭”的主体。

清朝顺治年间的《三国演义》刻本

很不幸的是，尽管罗贯中对于东吴政权的种种抹黑性描写并不符合历史，但由于《演义》在群众中的接受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作为正史材料的《三国志》、《后汉书》、《晋书》、《资治通鉴》等文献，东吴的猥琐形象竟已经通过罗先生的妙笔而深入了人心，并变得难以修正了。

当然，孙吴政权之所以受到后世的忽视，除了罗贯中的偏向性打压之外，也是得缘于某些客观因素。具体而言，作为“皇姓”政权的蜀汉的“正统”形象的确更能引发那些已然接受了“大一统思维”的读者的强烈共鸣，而魏国对于华夏核心区域的占据，也足够奠定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之相比较，东吴政权既缺乏皇姓的衬托，自身在地理上也偏居一隅，其最终遭受“不受后人待见”的命运，似乎也并非完全不合情理的。

然而，基于如下三点理由，笔者却依然认为：从东吴视角出发反观三国史，既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从东汉到晋与南北朝的历史嬗变的大脉络，也能够为当下的中国文化复兴事业提供更多的精神营养。

出色的“人口蓄水池”

理由之一：笔者认为，东吴政权实际上是魏、蜀、吴三国中最富生命力的一个政权。笔者所给出的这个理由有两层意思。就其字面意思而言，这当然首先是指其灭亡时间最晚（吴于280年亡于晋，曹魏于266年亡于晋，蜀汉于263年亡于曹魏）——也就是说，吴竟然比蜀汉多活了17年，比曹魏多活了14年，真是顽强得够可以。而作出“吴之生命力最强”这一判断的深层蕴意，则关涉到了东吴政权为中华民族的生物学延续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我们知道，作为六朝古都的建康（即南京）就是孙权所建立的，孙氏对于山越人聚集地区的开发也大大提高了南方的经济水平。因此，“永嘉之乱”后的晋室与北方士大夫之所以能够在南方找到落脚点并延续自身的香火，第一个应当要感谢的便是苦心经营江南多年的孙吴政权。

另外，熟悉中国人口史的读者应当也都知道，汉末中国人口的核心区曾遭受到了巨大的浩劫。伟大的东京洛阳被董卓一把火烧了，逃难到关中的帝都难民日后也大多死于李傕、郭汜之乱。

孙策开拓江东之战示意图

至于黄巾军、黑山军、白波军与各地关东诸侯的大混战，亦造成了恐怖的人口损失，使得中华核心区域的“生命力”陡降。相比较而言，刘璋控制的益州、刘表控制的荆州与通过孙策的努力而被孙权控制的扬州，则成为了三个在这场全国性大洪水中储蓄了较多人口基数的“生命蓄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