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府资源转移的积极效应与不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资源转移能够显著缓解集体经济的发展压力，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

一方面，政府资源转移有助于规避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双重风险。

从政府的角度看，这一做法有效避免了集体经济面临的政治性风险。集体经济组织不仅是市场性组织，更承载着鲜明的政治属性——作为以集体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集体经济不允许像一般市场组织那样在经营风险中破产清算。在这种约束条件下，政府不仅要防止集体经济破产，还需承担其债务压力。而政府资源转移，不仅降低了集体经济面临的市场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其负债发展的冲动。

而从村集体角度看，政府资源转移有助于规避治理性风险。集体经济发展不能导致集体“三资”流失，同时还需具备保障粮食安全、地力保护、纠纷调解、弱势群体救助等基础治理能力。在这一要求下，政府通过资源转移保障集体的统筹权力，成为鲜明的政策和实践导向。例如，各村集体普遍设置了一系列公益性岗位，如保洁员、水管员、护路员等，由村集体为村庄弱势群体提供岗位支持。

环卫工人冒雨清扫街道。 资料图：新华社

另一方面，政府资源转移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制度内资源保障。

长期以来，村集体组织承担了大量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且多数成本由集体经济承担，这给集体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小压力。政府资源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政府与村集体组织之间形成共同使用制度内资源的责任共同体。例如，村集体承担居民的各项福利支出，实际上分担了政府的社会保障压力。政府通过资源转移保障集体经济收益稳中有增，也成为间接利用制度内资源履行社会保障职能的重要方式。

不过，从长期实践来看，政府资源转移以支持集体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不足。

一是容易造成集体经济发展对政府资源的过度依赖。

政府资源转移构成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容易导致村集体缺乏主动发展集体经济的内生动力，更不愿为此承担市场风险。与此同时，集体经济收入又被赋予维持村级运转的重要意义，使得政府资源转移呈现出不可逆的趋势。在这种局面下，村集体往往被动等待政府兜底，认为“政府是不可能不管的”。

此外，村干部作为实际上的“职业经理人”，只要不涉及违法违纪，便可分享集体经济增长带来的稳定收益，从而也没有市场化经营的动力和能力。

二是可能引发存量资源分配的内卷化竞争。

在政府资源转移的激励下，部分村庄通过各种策略争取到更多政府资源，而一些相对“弱势”的村庄则只能获得少量支持。在政府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围绕存量资源分配的内卷化竞争日益加剧，反而削弱了集体经济整体发展的实质能力。

三是资源转移与村庄实际需求或存在脱节。

政府资源转移强化了集体经济对政府的依附性，也进一步推动村级治理走向行政化。在这种背景下，集体经济发展的目标往往并非回应村庄实际需求，而是服务于上级行政任务，如完成集体经济增长的考核指标。这将导致集体经济发展难以向提升村级治理能力有效转化。

村民在秧田里进行苗床管理 资料图：新华网

四、转换集体经济发展的思路

综合来看，政府资源转移确实是支持集体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形式，并且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实际上，这并不是全新的做法。如在脱贫攻坚和巩固衔接时期，为促进中西部农村集体经济快速脱贫，政府通过产业扶贫资金、衔接资金等资源转移方式支持集体经济发展，最终实现了集体经济薄弱村全面脱贫的重大成果。由此也可见，政府资源转移是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也是政府履行公共责任的直接体现。

不过，平心而论，由于各地产业基础与财政能力存在较大差异，集体经济发展现状也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性。在此背景下，政府资源转移既不能演变为集体发展路径的简单替代，使村集体成为发展的被动客体；也不能异化为政府与集体之间的“数字游戏”。

换言之，政府资源转移以支持集体经济，其价值不应局限在具体的策略手段上，更在于推动集体经济发展思路的转换——将政府资源转移作为转换集体经济发展思路的一种尝试，并探索其更深层次的制度意义。

具体来说，在当前城市经济作为重要发展引擎的整体格局下，农村集体经济并不是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而更多地承担着稳定乡村社会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功能。这意味着，集体经济发展并不必然以“持续增长”为唯一目标，而应更注重发挥治理效能。

从这一角度来看，集体经济组织的角色，不妨理解为一种转化机制——将公共资源转化为村级治理效能的中介环节，以资源使用为媒介，重建农民与集体、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利益关联。在这一思路转换下，政府资源转移便不再是简单的“输血”行为，而可能成为激活村社集体、实现群众动员的关键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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