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维新之首功，西乡乎？木户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后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诸子皆以成为成者也。若以败为成者，则吉田松阴其人是也。吉田诸先辈造其因，而明治诸元勋收其果。无因则无果，故吉田辈当为功首也。考松阴生平欲办之事，无一成者，初欲投西舰逃海外求学而不成，既欲纠志士入京都勤王而不成，既欲遣同志阻长藩东上而不成，事事为当道所抑压，卒坐吏议就戮，时年不过三十，其败也可谓至矣。然松阴死后，举国志士，风起水涌，卒倾幕府，成维新，长门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阴之门人也。吾所谓败于今而成于后，败于己而成于人，正谓是也。丈夫以身任天下事，为天下耳，非为身也，但有益于天下，成之何必自我？必求自我成之，则是为身也，非为天下也。

……

读松阴之集，然后知日本有今日之维新者，盖非偶然矣。…吉田松阴之流，先天下以自取败者也。天下之事，往往有数百年梦想不及者，忽焉一人倡之，数人和之，不数年而遍于天下焉。苟无此倡之之一人，则或沈埋隐伏，更历数十年、数百年而不出现，石沈大海，云散太虚而已。”

此文当时无非有感而发，写完即完，作者断不会想到这段文字日后越来越像是关于他和康有为二人自身历史地位的一个非常恰当的评价。

即是说，康、梁之于日后的中国革命，很像是吉田松阴之于日后的日本维新。他们都是失败者，但却是后世成功者的孕育者、催生者、引导者。

由此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如果诚心尊重伟大的中国革命，就不应当轻易将康、梁定性为“反革命”，他们不仅是革命运动最初的启蒙者，而且也间接（康）或直接（梁）激发了革命的发生。

第二，即使康、梁那些坚决反对革命的言论，也应放在整个一百多年的历史尺度上重新评价并全面地看待；今天回顾来看，其中还是包含了相当一部分真理和正确，尤其是在与革命党自己也承认的“曲折”和“错误”的对照中来看，更是如此。

第三，作为世界近现代史一部分的中国革命，直到今天仍是一个未被充分理解认识的重大课题，甚至随着当今中国的日益成功，新的问题还在不断涌现。而要完整解读中国革命，离不开对康、梁思想的深入研究；可以认为，不懂康、梁也就不懂中国革命，就像不懂马列也就不懂中国革命一样。（详见第四章）

三、康梁思想中部分内容至今仍有极高的价值

学界有句流行语：历史非自今日始。此言听起来很简单，没有人不同意，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很多人都无意识地抱持着“历史从我开始”的虚妄。今日重读康、梁，常会有不平之气，设想如二人地下有知，闻听今日中国学界诸多“高论”，不知会把两颗脑袋摇成什么样。

康、梁所处的时期，正是西学大潮汹涌而来、国学体系风雨飘摇的时期，这是真正的“四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时的读书人，从整体上看，被迫一分为三：第一派固守国学，决不承认蛮夷之学高于华夏之学，因为此事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次也不会是例外。第二派则全面拥抱西学，认定西学必胜、国学必死，因为西学的致用是明摆着的，威力也是明摆着的，而国学已经僵死了。

大浪淘沙，绝大多数学问根底不深、个人修养不足的读书人，也就只好随着这两股洪流泾渭分明地顺流而下了；而惟有那些真正的大师，才有足够的力量屹立中流，冷峻地探求、比较、对照这两大学问体系，最终求得融会贯通，成为极少数的第三派。

康、梁二人，正是第三派人物。而能够做到中西贯通、将两者平等视之、互为映照的大师，及至今日，也仍是极少数。

1896年，梁启超开列了一个“西学书目表”，在序言中他写道：

“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痒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

这段话将国学与西学的关系说得非常透彻，而即使在今天，这个道理仍然成立。也许，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第一点——完全不理会西学而只谈国学，这样的国学基本无用。而对于第二点会不以为然：为什么中国传统国学竟是包括整个西学在内的所有学问之根本？然而在康、梁那里，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

按康有为的区别，西学可以叫做“智学”，而国学则是“圣学”。“圣学”永远不会错，不会过时，而且最终仍是引导整个天下进入“太平世”的大学问；但在当今的“据乱世”，“智学”不可不学，不学就要亡国灭种。

关于智学的起源，康有为是这样理解的：

“泰西当宋、元之时，大为教王所愚，屡为回国所破，贫弱甚矣。英人倍根当明永乐时创为新义，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请于国家立科鼓励。其士人著有新书，发从古未创之说者，赏以清秩高第。其工人制有新器，发从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币功牌，皆许其专利，宽其岁年。其有寻得新地，为人迹所未辟，身任大工，为生民所利赖者，予以世爵。于是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各国从之，数十年间，科仑布寻得美洲万里之地，辟金山以致富，每年得银巨万，而银钱流入中国矣。墨领遍绕大地，知地如球，而荷兰、葡萄牙大收南洋，举台湾而占濠镜矣。哥白尼发现地之绕日，于是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挟技来游，其人贡有浑天地球之仪，量天缩地之尺，而改中国历宪矣。至近百年来新法益盛。……”[20]

而关于“圣学”的优越，康有为极其坚定，民国十多年之后，他仍信仰如初：

“我辈圆颅方趾，不是天神，不是禽兽。无论为官为民，为士农工商，总而言之曰人。既在世界生而为人，即有人之道，即应知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日本人曰宗教，在英文为哩利尽Religion，即神道教也，如婆罗门教、佛教、基督教、回教，皆劝人为善者，但只注重灵魂，所谓神道教也。日本人译为宗教，不误也。在日人全宗佛教，下有禅宗、真宗、天台、华严、慈恩诸宗。故宗教诚为神道教，与中国数千年所谓教，诚不同也。中国汉前诸教未入，所谓教者，非孔子而何也？孔子之教，不专言灵魂，而实兼身兼魂，无所不包，简而言之，曰人道教而已。《中庸》曰：修道之谓教。中国于佛教未入之先，三代及后汉政化至盛，岂曰无教，盖皆孔子之教，二千年来以迄于今矣。”[21]

又云：

“诸教只言天，只修魂，道教只修魄。基督教至仁，盖专重天也。佛教皆智，盖专修魂也，而佛谓我胜上帝为弟子，过矣。基督与佛同言魂，盖与佛之人天教同，故不嫁娶，独尊天而寡及父母，言仁而寡言孝，尊魂而少言修身也。孔子则天与父母并重，故仁孝廉举，魂与体魄交养，故性命双修。”[22]

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智学”与“圣学”这一划分意义重大，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立场和一个透彻的视角来做出平等、平视、全面、综合的评判，不会轻易否定一方肯定另一方，或始终高看一方低看另一方。

作为中国人，站在圣学的立场上，做出与世界其他宗教的对照比较，自然透彻。

梁启超论哲学，同样也是不离圣学的立场，一眼洞穿两方的分野、各自的强弱，以及西方哲学的局限性：

“欧洲哲学上的波澜，就哲学史家的眼光看来，不过是主智主义与反主智主义两派之互相起伏。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即主情、主意。本来人生方面，也只有智、情、意三者。不过欧人对主智特别注重，而于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贴近人生。盖欧人讲学，始终未以人生为出发点。至于中国先哲则不然。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夙皆归纳于人生这一途，而于西方哲人精神萃集处之宇宙原理、物质公例等等，倒都不视为首要。故《荀子•儒效》篇曰：‘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家既纯以人生为出发点，所以以‘人之所以为道’为第一位，而于天之道等，悉以置诸第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