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二人的分歧乃至对立，也同样“天下所共闻矣”，不仅是在政见上，在思想方法和哲学基础上也隔阂极深。梁启超在1920年发表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

“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

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

若仍以“恒星”作比喻，梁启超的影响力堪比太阳系中的太阳，但这颗光芒万丈的太阳恒星却是由康有为这颗起源更早的“创始”恒星催生孕育出来的。天文学观测曾发现有一种“双子恒星”，康、梁之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差不多就是这种天体。其余的思想者，或追随、或游离、或反水，但都是这一巨大天体系统内部的“行星”。

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和其父梁济父子二人的例子，最能反映当时的情况。20世纪40年代的抗战时期，梁漱溟避乱桂林的时候，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纪念梁任公先生》的文章，充满感慨地谈到梁启超对自己的影响：“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论年纪，我小他20岁。当他20几岁举办《时务报》、《清议报》之时，我固不能读他的文章。即在他30岁创办《新民丛报》时亦还不行。直待我15岁，好像《新民丛报》停刊。我寻到壬寅、癸卯、甲辰整年六巨册…又《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任公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往复辩难所有文章之辑合本）才得饱读。当时寢馈其中者约三四年。18岁时，《国风报》出版，正好接着读下去。这是比我读五年中学更丰富而切实的教育……可惜今日仅存饮冰室集，而原报殆不可得…至今想来我还认为是我的莫大幸福。”[4]

梁漱溟先生在文中如此评价梁启超：“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复）、章太炎、章行严（世钊）、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5]

胡适自己也承认，他在1923年所撰《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变迁大势》一文中论及梁启超在清末《时务报》、《新民丛报》所作政论文的效应，“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6]

而梁漱溟的父亲、前清官员梁济（巨川）早于1918年11月以身殉清，自沉于北京积水潭。在1925年梁漱溟为父亲整理遗稿时赫然发现，父亲也同样长期倾心仰慕梁启超，就在自杀前五年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吾真心倾慕梁任公，积仰数十年，以为救中国第一人，癸丑年至欲以死荐诸国民之前。”[7]

两代人，先辈将梁启超视为“救中国第一人”，不惜“以死荐诸国民之前”，后辈将梁启超视为“比读中学五年”还受益的人生导师，以读梁文为“莫大幸福”。这种情况，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今徒痛恨于我国之腐败堕落，而所以救而治之者，其道何由？徒艳羡他国之发达进步，而所以蹑而齐之者，其道何由？此正吾国民今日最切要之问题也。”这是梁启超1902年冬天在日本发表的《新民议》一文中的话。可以想象，在那个世纪之交，正是这种透彻的话语最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其道何由？”之问，正是当时整个中国天字号的问题，激发起上至天子朝廷贵胄重臣、下至民间志士热血学子所有人的严肃思考。

保皇变法有其道，立宪改革有其道，共和革命也有其道。

二、康梁思想引导了中国革命

20世纪中国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坚持激进社会改造的革命党取得了完全胜利，所有曾经反对革命的各派保守人物，如当年的保皇派、立宪派、改良派等，都成了后来官方史学中的反面角色。按这一划分，康、梁当然要受到政治上的批判，最通行的政治标签叫做“资产阶级改良派”，最典型的盖棺论定是：虽然曾经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然而，“戊戌变法”失败后，历史在大踏步前进，他们却仍站在原地呐喊，主张君主立宪制，沦为历史进步的绊脚石。

好在历史并不专属一家，还可以反复由人评说。在这里，逐一反驳上述标签和评定似无必要，只需要指出一点：就连革命党自身的思想源泉和理论“谱系”，追根溯源也来自于康、梁；也就是说，革命党中的主要知识分子们，也都属于“康梁星系”中的“行星”，而不是“恒星”。

如前所述，康、梁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里，各自都有超过一千多万的文字面世，梁启超独自创办并主笔多份报纸，影响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读书人，而日后成为革命党人的那一代，也正是在康、梁思想，特别是梁启超的新民学说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

青年毛泽东

就以其中最为“离经叛道”者毛泽东为例，与梁漱溟同岁的他，早年受康、梁影响的程度，以及对二人的崇拜程度，也与之不相上下。

1910年秋季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到湘乡东山学校求学，当时，十七岁的他从表兄文运昌处得到两本书刊，一本是介绍康有为与维新运动的，另一本则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日后回忆说：“（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我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并十分感激我的表兄。”（斯诺笔录《毛泽东自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16页）梁启超号任公，出于对他的仰慕，毛泽东曾用“学任”作为自己的笔名（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8]

在《新民丛报》梁启超写的《新民说》一文中“论国家思想”处，毛泽东写下一段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一段政论文字。[9]

1911年，毛泽东进入驻省会长沙的中学学习。在这里，他为报刊上的反清言论和黄花岗起义烈士的事迹深深打动，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主张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副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10]

就连治学方法，毛泽东也步步亦趋，效仿康、梁。在1915年写给湖南第一师范同学的一封信中，他提到自修问题，信中举康有为、梁启超为例：康有为“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启超“先业词章，后治各科”。[11]

然而，即使不论政治主张，仅从人物个性层面上看，毛对康、梁的反叛也几乎是必然的。梁与康相比，已经是更具颠覆、更少保守；而毛与梁相比，不仅彻底激进、毫无保守、只图翻天覆地，而且多了一种康、梁这种旧式学问家所没有的力量——身体力行的实践。

几乎还在崇拜和模仿康、梁的同时，毛泽东就开始要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和这两位思想导师分道扬镳了。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上，毛泽东直陈己见：“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