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案例，体现在对内部异议声音的处理上。

近年来，无论是在美国对乌政策、对以政策，还是对华战略竞争中，美国内部的反对意见始终存在。但当这些声音进入媒体报道时，往往被限定在边角位置：要么被标注为“少数观点”、被归类为“争议声音”，要么被置于“当前共识之外”。

例如，当伯尼·桑德斯抨击特朗普的“帝国主义做法”时，《纽约时报》冠给他的头衔是“佛蒙特州独立参议员”。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人或许能获得露面机会，却会无一例外地被贴上“批评者”“活动家”或“争议人物”的标签，而非作为默认的分析主体。他们的存在被刻意标记；而主流立场则保持隐形，因而显得“自然”且“不可见”。这种操作营造出多元主义的表象，实则维系着话语等级秩序，一种“禁而不禁”的排斥机制。

第四个、也最深层的例子，是记者自我审查的“无意识化”。

许多资深记者在选题阶段就会自动过滤某些问题，例如：“这个问题会不会被看作在‘帮对手说话’？”“这是否会被同行质疑为‘立场模糊’？”“它是否损害我作为严肃记者的专业声誉？”

请注意，这里没有编辑的否决，没有政府的压力，甚至没有明确的风险。唯一的约束，来自职业身份本身。你不是被要求忠诚于政府，而是被训练成忠诚于一种关于“我们是谁”的行业想象。

归根结底，“职业意识形态”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并不告诉你“不能说什么”，而是让你深信：有些话，本就不该由一个“专业记者”说出。当政治立场被转译为职业伦理，当权力判断被内化为新闻常识，“讲政治”也就成为了“自觉”。

西方媒体“政治自觉”的深层机制

紧随“议程依赖”与“职业意识形态”之后登场的，是“市场规律”。

与国有媒体不同，西方主流媒体深嵌于商业体系之中，其收入、声誉与风险紧密交织。这里的约束力量并非来自审查，而是源于预期。编辑们心知肚明：某些报道可能引发广告商撤资、捐助者疑虑、订阅用户流失，或招致社交媒体风暴。他们无需被警告——记忆本身就是纪律。“市场规律”不靠明令惩罚，而是通过“可能的损失”，持续而微妙地塑造着媒体的政治取向。

这一点在巴以问题的报道中尤为突出。许多媒体已通过代价高昂的经验学到：某些叙事方式会带来声誉灾难。结果并非沉默，而是小心翼翼地淡化处理：将苦难压缩为统计数据，将责任分散化，将因果链条模糊化。稿件被写成“能活下来”的样子，而非“能直面问题”的样子。市场青睐稳妥，而“稳妥”逐渐被等同于“专业”。

市场并不要求你说什么；它只是奖励某些说法，冷落另一些。没有人封杀你，但市场会“静默处理”你。这是一种极其温和、却极为有效的纪律形式。

然而，最深层、也最具决定性的机制，是意识形态的内化。在这里，“政治自觉”几乎完全融入了“常识”之中。西方记者并非被训练成支持权力，而是被塑造为“认清现实”的人。问题在于，这个所谓“现实”，本身早已经过特定视角的筛选与重构。

在西方主流话语中，以下判断不再被视为立场，而成为不言自明的前提：西方权力本质上是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具备自我纠错能力；对手国家的行为源于体制病态，而非合理利益诉求。这些预设不再带有政治色彩，反而被当作理解世界的“基本常识”。它们潜藏于报道之下，悄然塑造着语气、重点乃至道德直觉。

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西方媒体对“现实主义”本身的道德化处理。

过去几年中，凡援引国际关系现实主义传统（如米尔斯海默、乔治·凯南等）来解释俄乌冲突成因的观点，在西方主流媒体中往往迅速被贴上负面标签：“冷酷”“犬儒”“为侵略辩护”“忽视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来自编辑部的统一指令，而是记者与评论员的本能反应。在他们的认知框架中，国际政治的“正常状态”应是：西方秩序的扩展代表进步；“安全困境”只是借口；地缘政治解释本身带有道德缺陷。

于是，现实主义不再被视为一种学术传统，而被当作一种“道德问题”。这正是意识形态内化的标志：理论争论被转化为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又内化为职业直觉。

约翰·米尔斯海默 资料图：新华社

第二个例子，是“民主-威权二分法”在报道中的自动化运用。

在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的报道中，许多西方记者不自觉地套用一套固定模板：“民主国家=透明、可纠错、具备自我更新能力”；“威权国家=谎言、压制、不可改革”。这一框架往往在报道开篇即被默认，而非经过论证。

当相似现象出现在不同国家时，解释路径却截然不同：西方国家的问题被描述为“制度的压力测试”；非西方国家的问题则被归结为“制度本质的暴露”。记者并不认为这是意识形态选择，而视其为“理解政治现实的基本方式”。

记者对“中立”概念的理解本身，也已被意识形态预先塑形。在许多编辑部里，“中立”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结构性前提保持开放，而是意味着：不质疑西方制度的合法性；不挑战核心安全共识；不模糊“我们”与“他们”的界限。

因此，一名记者若试图从非西方视角系统性地解释冲突，常会被评价为“立场不清”“易被对手利用”“缺乏价值判断”。这种评判并非政治指控，而是职业性否定。

至此，意识形态已完成从外部政治到内部职业规范、从显性立场到隐性常识的彻底转化。媒体的“讲政治”不再表现为服从或迎合，而体现为一种更为稳固、也更难撼动的状态：记者真诚地相信，自己所坚持的前提，本来就不是政治问题。

这种差异，也解释了西方媒体为何在国际传播中如此有效：他们的叙事听起来不像“命题作文”，而像是“现实本身”。当美国总统将一次军事入侵称为“抓捕行动”时，许多西方媒体复述这一措辞，并非因为受到明令要求，而是因为它完美契合了既有的世界观框架。结果是一种无意识的认同，而这正是意识形态最安静、也最有效的胜利方式。

这也正是为何，将西方媒体与那些公开强调“政治站位”的媒体相比较，常常引发双方的误解。后者坦承“政治自觉”是一项职业要求；而西方媒体则对这一说法避之唯恐不及，因其将“政治自觉”等同于“服从命令”。然而，政治觉悟并非一定要靠命令才能成为现实，它也可以被培养出来。

在中国，立场的对齐是显性的，因而清晰可见；在西方，对齐是潜移默化的，因而可以被否认，甚至被真诚地否认。

矛盾之处在于：那些坚信自己完全自由的西方记者，可能反而受到更严密的束缚。看得见的边界尚可试探，而看不见的边界，则早已内化为本能，成为思考的起点而非限制。

西方媒体的“政治自觉”从不以口号示人。它通过职业规范、市场激励与道德直觉悄然渗透，直至其政治底色被彻底稀释。最终，它不再听起来像立场，而只是“理性”本身。

从历史的维度看，无需言语的权力，往往最具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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