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的编纂内容与“满鲜史观”

（一）《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的编纂框架

1908年12月，白鸟库吉向后藤新平提交的报告《明治四十一年满洲历史调查报告》，详细说明了研究的进展情况，指出最初阶段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购入、借阅、誊写作为研究材料的书籍。研究重点放在考察“满洲”的历史地理，这是因为细致考证地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唐代以前的历史暂时搁置，研究对象是辽代以后，基于从近到远的顺序。同时为了能够进行唐代以前的历史研究，决定由池内宏负责收集肃慎、扶余、沃沮、秽貘、乌丸、鲜卑、靺鞨、渤海等史料，由津田左右吉负责收集契丹、奚、室韦等匈奴和突厥方面的史料。池田宏与津田左右吉还负责收集《三国史记》和《东国通鉴》等朝鲜史料。

白鸟库吉（1865—1942年）

白鸟库吉在《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的绪言中，阐述了以上“满洲史”研究计划和基本思路，指出：“由于史书记载的古代事迹少，研究难度大，所以必须先厘清资料比较丰富的近代，然后涉及古代，（认为）这是正确的顺序。基于这种想法，确定满洲的第一期研究内容为辽代以后。

第二期研究成果引用书目解说收录于第二卷，包括明清（稻叶岩吉），元明（箭内亘），辽金（松井等）等。第一卷则收录隋唐时代（松井等）、南北朝和汉魏时代之一部分（箭内亘）、汉代之一部分（稻叶岩吉）的成果。”1913年，当《满洲历史地理》和《朝鲜历史地理》出版时，后藤新平特地把书献给天皇和皇室成员，以表明“我们的拓殖政策是建立在这一历史考察的坚实基础之上的。”后来，《满洲历史地理》还被译为德语等语言，向国际学界广泛介绍。

1913年9—12月，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经过系统的梳理和考据，相继出版《满洲历史地理》（2卷）、《朝鲜历史地理》（2卷）和池内宏的《文禄庆长之役》。

《满洲历史地理》分为2卷，第一卷有：白鸟库吉、箭内亘的《汉代的朝鲜》；稻叶岩吉的《汉代的满洲》、《三国时代的满洲》、《晋代的满洲》、《南北朝时代的满洲》；松井等的《隋唐二朝高句丽远征的地理》和《渤海国的疆域》。第二卷有：松井等的《辽在满洲的疆域》、《在许亢宗的行程录中所见辽金时代的满洲交通路》、《金在满洲的疆域》；箭内亘的《东真国的疆域》、《元在满洲的疆域》、《元明时代的满洲交通路》；稻叶岩吉的《明代辽东的边墙》、《建州女真的原地以及迁住地》、《清初的疆域》。

《朝鲜历史地理》也分为两卷，第一卷有：《湏水考》、《三韩疆域考》、《百济慰礼城考》、《好太王征服地域考》、《长寿王征服地理考》、《真兴王征服地域考》、《任那疆域考》、《新罗征讨地理考》、《罗济境界考》、《百济战役地理考》、《高句丽战役新罗进军路考》、《唐罗交战地理考》、《新罗北境考》、《后百济疆域考》。第二卷有：《高丽西北境的开拓》、《高丽东北境的开拓》、《尹瓘征略地域考》、《元代高丽西北境的混乱》、《元代高丽的东北境》、《高丽末鸭绿江畔的领土》、《高丽末东北境的开拓》、《鲜初豆满江方面的经略》、《鲜初鸭绿江上流的领土》。

《满洲历史地理》采用编年体叙史的成书方式，按照中原王朝的更替顺序来描述主体框架。为什么《汉代的朝鲜》放在《满洲历史地理》的第一卷第一篇，而不是放在《朝鲜历史地理》上，序文中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津田左右吉在《朝鲜历史地理》第一卷第一篇《浿水考》考证了浿水的位置。在朝鲜半岛地理位置的考证方面，《满洲历史地理》的《汉代的朝鲜》和《朝鲜历史地理》的《浿水考》有着明确的分工。

《满洲历史地理》中的《汉代的朝鲜》考证了从汉武帝到后汉时期，汉朝在朝鲜半岛置郡的地理演变，而《朝鲜历史地理》的《浿水考》考证了不受汉朝控制的朝鲜半岛本土政权的疆域和变迁。

在《满洲历史地理》的《汉代的朝鲜》中，作者白鸟库吉和箭内亘想表达的学术观点是，汉朝对朝鲜的控制属于“满洲”的历史范畴。在《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满洲”的框架下，每个统一的王朝都分为中原王朝境内的“满洲”和中原王朝境外的“满洲”。这种研究框架揭示了该研究的初衷，即试图厘清中央王朝控制时期，中原王朝对“满洲”边界的辐射，以此服务于写作的特定目的。

1915年1月，满铁撤销“历史地理调查部”后，“东京文献学派”利用满铁提供的研究经费，继续在东京帝国大学进行后续研究，陆续出版《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16册）。

第一册有：津田左右吉的《勿吉考》、《室韦考》、《安东都护府考》、《渤海考》，松井等的《契丹勃兴史》和《契丹可敦城考附阻卜考》；

第二册有：津田左右吉的《辽代乌古敌烈考》和《达卢古考》，箭内亘的《关于金的兵制研究》，池内宏的《鲜初东北境与女真的关系（一）》；

第三册有：池内宏的《铁利考》，津田左右吉的《辽的辽东经略》，松井等的《契丹的五代之世（上）》和《辽代纪年考》，箭内亘的《元代社会的三阶段》；

第四册有：松井等的《契丹的国军编制及战术》和《宋对契丹的战略地理》，津田左右吉的《金代北边考》，箭内亘的《蒙古的高丽经略》，池内宏的《鲜初的东北境与女真的关系（二）》；

第五册有：池内宏的《高丽成宗期与女真及契丹的关系》和《鲜初的东北境与女真的关系（三）》，箭内亘的《鞑靼考》，松井等的《北宋对契丹的防备与茶的利用》，津田左右吉的《辽的制度上的二重体系》；

第六册有：津田左右吉的《上代支那人的宗教思想》，箭内亘的《元代的东蒙古》；

第七册有：池内宏的《高丽太祖的经略》、《高丽显宗朝契丹的入侵》、《鲜初的东北境与女真的关系（四）》，松井等的《契丹对北宋的配兵要领》；

第八册有：津田左右吉的《关于百济的〈日本书纪〉记载》，池内宏的《朝鲜高丽朝女真海寇》，松井等的《契丹人的信仰》，箭内亘的《元代的官制与兵制》；

第九册有：津田左右吉的《三国史记高句丽纪批判》，松井等的《契丹人的衣食住》，池内宏的《完颜氏的曷懒甸经略与尹瓘的九城之役附蒲卢毛朵部》，箭内亘的《元朝牌符考》；

第十册有：池内宏的《金末的满洲》和《蒙古的高丽征伐》，津田左右吉的《关于神仙思想的二三考察》；

第十一册有：津田左右吉的《汉代政治思想的一面》，池内宏的《金史世纪的研究》；

第十二册有：池内宏的《曹魏的东方经略附关于毋丘俭征伐高句丽〈三国史记〉的记事》和《高句丽灭亡后的移民叛乱及唐与新罗的关系》，和田清的《关于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一）》，津田左右吉的《前汉的儒教与阴阳说》；

第十三册有：池内宏的《肃慎考》和《夫馀考》，和田清的《明初的蒙古经略》和《关于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二）》，津田左右吉的《儒教的实践道德》；

第十四册有：池内宏的《百济灭亡后的动乱及唐、罗、日三国关系》，和田清的《明初的满洲经略（上）》；

第十五册有：池内宏的《勿吉考》，和田清的《明初的满洲经略（下）》，津田左右吉的《“周官”研究》；

第十六册有：池内宏的《乐浪郡考附辽东的玄菟郡和它的属县》，池内宏的《在高句丽讨灭之役中唐军的行动》。

从《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等名称就可以看出，“满鲜史”研究比较集中于地理和历史的考证研究。

1925年，朝鲜总督府也开始编纂《朝鲜史》，最终以《朝鲜史》（37卷）公诸于世。在朝鲜总督府编纂的《朝鲜史》中没有收录《渤海史》，其理由就是因为，当时日本研究者中有人主张《渤海史》不属于《朝鲜史》，应该属于《满洲史》的一部分。

《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研究领域广泛，横跨满洲史、韩国史、蒙古史、中国思想史等多个领域。执笔者箭内亘和池内宏等都已成为东大教授，津田左右吉为早稻田大学教授，松井等为国学院教授。

池内宏的《鲜初的东北境与女真的关系》，分别在第二、四、五、七册中连载，明确了在李氏朝鲜成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女真人的真实情况，让学界进一步了解李氏朝鲜王朝的建立过程及其性质等问题。池内宏从李成桂一家与女真人的关系角度，考察了李氏朝鲜王朝的建立背景，突出强调了“满鲜”的密切关系。

从第12册开始，和田清也加入执笔者行列。《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的学术风格继承了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时期重视历史地理考证的传统，专门研究了“满洲”的历史、民族、政治、军事制度、思想文化的兴衰等问题，认为乌桓、鲜卑、扶余、勿吉等少数民族的活动不在中原王朝的控制范围内，它强调“满洲史”的独立发展，力图为“满鲜一体”的日本政治宣传提供理论依据。

（二）“满鲜史观”

“满鲜史”或者“满鲜史学”指的是把满洲和朝鲜半岛的历史作为一个共同历史单位来看待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称之为“满鲜史观”。所谓“满鲜史观”包含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把“满洲”和朝鲜半岛视为历史上的一个地区，拥有同质文化、风俗习惯、信仰甚至是同一种族，也就是所谓的“满鲜一体”；二是强调“满洲”、朝鲜与汉族在种族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满鲜史”的称呼首次出现在1914年3月出版的《文禄庆长之役》的序言中，白鸟库吉在此序言中写道：“即将出版的《文禄庆长之役》是我们满铁历史调查部从事的满鲜史研究的一部分，由池内宏氏调查研究完成。因为他负责李氏朝鲜时代，首先把研究主题放在最重要的此战役上，它牵涉到非常广泛的关系。”

白鸟在此序言中使用了“满鲜史”称呼，并且把满铁历史调查部的研究称之为“满鲜史研究”。在同一时期（1913年和1914年），白鸟库吉在东大的课程名称为“满韩上代史”。1915年池内宏开设“满韩史（高丽时代）”。1916年白鸟又开设了“满韩民族史（自汉至隋）”课程。在1921年的池内宏讲义中，“满鲜史”的称呼再次出现。

从东大的讲义名称从“满韩史”到“满鲜史”的变迁来看，当白鸟库吉在1914年提出“满鲜史”概念时，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1921年东大课程中出现“满鲜史”的称呼，则意味着“满鲜史”的表述在学术界被广泛采用。

从“满鲜史”的名称变化可以推断，这与日俄战争爆发前后“满韩经营”成为社会热点，日本的东洋史学者开始研究“满鲜史”直接有关，是为了推动日本的“大陆政策”。日俄战争后，面对现实的政治课题，白鸟库吉、稻叶岩吉等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成员对“满鲜史观”进行了提炼。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满鲜史》的研究又与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息息相关，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图。“满鲜史”也可以理解为“满鲜关系史”。

白鸟库吉根据中国的古典文献考证朝鲜古代史传说，质疑檀君、箕子存在的真实性，认为他们都是后人塑造的人物形象，不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白鸟库吉以朝鲜史为出发点，后来将研究扩展到东北、蒙古等领域时，也大都采取疑古、文献主义、史料批判、语言文字考证等方法从事东洋史研究，这成为“东京文献学派”的特点。“东京文献学派”提出的“满鲜史观”具体有：白鸟库吉的“朝鲜古传说否定论”、“尧舜禹抹杀论”、“中国文明停滞论”、“中国南北二元对抗论”等；津田左右吉的“记纪作伪说”、“神代史抹杀论”、“东洋文化抹杀论”；稻叶岩吉的“满鲜不可分论”等。

这些东洋史学家们研究的重点是塞外少数民族政权，强调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军事对抗，并夸大了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独立性。这些研究所反映的“满鲜史观”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一方面证明在历史上“满洲”和朝鲜半岛没有受到中原王朝的控制；另一方面它为实际侵略和扩张目的服务，也就是它为日本殖民统治“满洲”和朝鲜半岛提供历史根据。

（三）稻叶岩吉的“满鲜史观”

稻叶岩吉可以说是“东京文献学派”中“满鲜史观”的集大成者。

稻叶岩吉（1876—1940），号君山，明治至昭和前期的东洋史学者，早年研习汉语，是内藤湖南的得意门生。1897年入东京一桥外国语学校学习汉语，1900—1902年经由陆羯南推荐留学中国。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他在鸭绿江后备第一师团司令部阪井重季中将手下担任陆军翻译，在此期间他考察了清朝的发祥地永陵，这一时期的经历成为他研究清史的契机。

1908—1914年，他作为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的成员进行“满鲜史”研究。1915年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撤销后，他在陆军大学、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参谋本部等机构执教。1919—1922年，他在内藤湖南的指导下从事《满蒙丛书》的复刻工作。

经由内藤湖南介绍，1922年他又成为朝鲜总督府“朝鲜史编纂委员会”委员，1925年开始他负责编纂《朝鲜史》（37卷）。稻叶岩吉参与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和朝鲜总督府的朝鲜史编纂工作，都与内藤湖南的大力举荐分不开。1932年他以《光海君时代的满鲜关系》题目获得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7年“伪满”的建国大学成立时，受邀为特聘教授。1940年5月病逝于长春。

内藤湖南（1866-1934）

1908—1914年，在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的研究经历，对于稻叶岩吉的“满鲜史观”的理论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在1914年他离开满铁后，先后出版了《清朝全史》和《满洲发达史》。《满洲发达史》是当时日本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其古代部分尤受重视。他的这本《满洲发达史》和两卷本的《清朝全史》曾被译成中文。

20世纪20年代以后，稻叶岩吉的研究对象逐渐转向韩国古代史，侧重于地名的考证。他在“满鲜史”方面的代表作有《光海君时代的满鲜关系》，主要依据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和《栅中日录》的史料，论述从明代中期到清代的“满鲜”关系，其中阐述了当时朝鲜对明清战争的态度等问题。

这一期间他系统论述了“满鲜不可分论”、“日鲜同祖论”等“满鲜史观”。稻叶岩吉之所以主张朝鲜与“满洲”的密切关系并重视“满洲”，是与他所关心的清史研究和受到内藤湖南的影响有关。1922年他在《满鲜不可分的历史考察》中，从民族、地域、经济等方面论证了朝鲜自古以来就与大陆，尤其是与满洲有着密切的联系，否认了朝鲜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满鲜不可分论”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

1932年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稻叶岩吉积极响应“满鲜一如”的宣传，进一步发展了“满鲜不可分论”。1933年，他在京城（首尔）的《青丘學叢》上发表了《满鲜史体系的再认识》，在这篇论文中，他强调了朝鲜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与大陆政局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他还主张朝鲜发展“停滞论”，指出中国的朱子学在朝鲜的广泛传播，导致了朝鲜社会的停滞，需要由日本帮助其通过“去中国化”来实现近代化。

结论

近代日本东洋史学者为了在学理上为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满洲”和朝鲜半岛找到依据，以近代实证主义方法重点研究“满洲”和朝鲜半岛古代史，建构起“满鲜史”，并提出“满鲜不可分割性”等主张，试图为自身的侵略行径穿上一件“合法外衣”，明显带有抹杀中国和朝鲜历史的侵略色彩。

以白鸟库吉为首的“东京文献学派”提出所谓“满鲜史观”，说明了即便是运用近代实证主义方法，由于研究者的“主观动机不纯”等原因，所得出的结论未必与历史事实相符。因此后世学者在引用战前日本东洋史方面的庞大研究著作，尤其是满铁资料时，就需要深究隐藏在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后面的研究视角、研究意图、研究目的等深层的动机问题，不然就会不知不觉中沿用这些有毒的殖民史观——“满鲜史观”。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二战前日本东洋史学者的“满鲜史”研究成果积累不少，然而当时的东洋史学者提出的“满鲜史观”，明显带有严重偏见和重大缺陷。日本东洋史学界对“满鲜史”等的研究，在学术上看似是对近代学术的追求，在政治上却是为重新建构“东亚新秩序”的日本国家对外扩张战略而服务的理论工具。因此，清算日本殖民主义史学的残余，仍然是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

（本文节选自《史学理论研究》 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