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殖是身份建构的产物

国民党虽然在台湾进行了“去殖民化”的工作，但这样的工作并不彻底。相对韩国而言，国民党政府对台湾的“去殖民”工作没有那么激烈。特别在“冷战/内战”的格局下，意识形态的争锋胜过一切，某种程度来说，国民党对社会权力结构的全面改造并未开展，这也为“恋殖”思想的复苏埋下了隐患。

当代台湾恋殖的出现主要来自台湾的民主化运动。

自蒋经国宣布解严后，在高压统治下累积的社会力量喷涌而出。在政治上，民主化运动对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在文化上，民主干将们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视作葛兰西口中的文化霸权，在方方面面开展了解构性工作，“去中国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原有的“中国想象”，在两岸隔绝的背景下，其实建立在一种虚空之中，地基并不牢固。因此在民主化开启后，台湾原有的“中国”身份认同，在多元主义的旗帜下很快被解构掉，社会顿时陷入一种认同迷茫的飘零感之中。台湾人迫切需要重塑某种身份，而对日本的想象成为一个方向。可以说，对日本殖民的追思，是台湾人身份重新建构过程中的一个产物。

《悲情城市》剧照

从80年代末开始，台湾的影视作品中出现或多或少的日本情结。知名导演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其中唯美情调、充沛光线，以及那份悲伤和失落的忧郁，几乎让人错认这是一部日本风情电影。就连日本影评人田村志津枝都认为《悲情城市》“所描写的日本是太美了，过分美化了。”在另一部电影《多桑》中，失势的父亲死后，骨灰被儿子带往日本，从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台湾人心中对日本的魂归。

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陆情怀”的全面退却。2014年，柯文哲在观影KANO（日据时代下的台湾棒球少年故事）后声泪俱下，让几乎同时期反映老兵怀乡的《军中乐园》的低落口碑相形见绌。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台湾在追求身份定位的过程中，在内心深处形成了某种悲情情结。台湾从原来华人世界中的“灯塔”，变成了“被害妄想症”患者，四百年历史是台湾人苦难的叠加。这是封闭的孤岛结构必然会产生的不安全感，却也意外地成为了台湾和日本心灵相惜的接入点。

恋殖和“台独”

恋殖归根在于身份认同的缺位。同韩国相比，由于台湾在被日本占有前，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地区，也没有独立的族群。台湾在后殖民时代的“自我解放”后，更可能因为认同错乱，犯了“斯德哥尔摩症”。

尽管本质上来讲，恋殖和“台独”有很大的区别，但二者如影相随，甚至被混淆为一体。因为解决恋殖问题，首先要对自己进行身份塑造，在将“中国”视为“敌国”的背景下，这个身份塑造的路径只能选择“独立”。今天香港所发生的的恋殖，其机制也与台湾类似。

但台湾为什么会将“中国”抛弃，而另起炉灶呢？

这固然有国民党对“红色中国”恐怖渲染的后遗症，但更主要在于皇民化精英政客们的操弄。前文讲到，光复前皇民化群体在总人口中并不是多数，但却囊括了一大部分精英阶层。这些人及家人在多年后，成为“中华民国”的各级官员，参与选举，影响大政方针。“本土台独主义者”和“亲日台独主义者”虽然内涵上有所不同，但二者在“反中”上立场一致，再加上台湾的身份认同缺失，给皇民化的精英政客进行政治操弄留下了空间。

换句话说，恋殖情结的奴化，很大程度上来自政治斗争的塑造。一些政治精英以“台独”为幌子，和一些“本土”精英结盟，绑架了这股群体无意识的力量，引向了他们所希望的方向上去，即为未来台日之间的统合做好铺垫。在“黄绿合流”的过程中，拥有抗战史观的国民党却并没有及时作出反映，马英九任内甚至还以“台日特殊伙伴关系”向日本低头。这样退让的结果就是反课纲的高中生王品臻为日本鸣不平，《台湾吧》喊着价值中立的口号，贬低台湾先民的反抗，颂扬日本的建设。

今天的台湾，八田与一被斩首，急得赖清德跳脚。日本官员可以对台湾颐指气使，逼迫开放核灾食品。作为“黄绿合流”最大的政治集团，民进党在方方面面迎合了日本的需要，近乎二次沦为殖民地。这样的卖祖求荣，恐怕已经不是追求“台湾独立自主”所能一语解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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