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中国举行了隆重的阅兵活动，这一画面也展示了文明意义在于：中国人民经过世界上最早、最漫长的反法西斯斗争以来，如今已在全球范围内为中华民族争取到独立、自主、进步、尊严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历经抗战与反法西斯斗争的建国追求而来。如今九三阅兵所见阵容，则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创伤的精准治愈。

近现代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开端

1931年夏，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全国蒙受数个月的强降雨，各大水系特别是江、淮流域暴涨成灾。直接间接因溺水、饥荒、霍乱而死亡的同胞达到200万人，农田被淹没7700万亩，灾民超过5000万，直接损失20亿银元，接近当时全国GDP的1/5。

面对滔天洪水，人若鱼虾，命同游丝。日本见猎心喜，国民党政府则忙于剿共军事，蒋介石先通电《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再于9月1日电告“天然灾授，非人力所能捍御””、“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这与今夏台湾风灾水患时，民进党当局忙于军事演习而无心救灾，何其相似！

彼时民国政府的不作为，预示了中国人民在九一八事变自力抗日的历史。

九一八事变，侵入沈阳的日本侵略者

时年30、手握40万东北边防军的张学良正在北平养病。事变报告到梅兰芳的场子里，张学良匆匆返家的路上已经决定不抵抗——当时他不认为关东军想侵占东北，也不认为那是为父报仇的时机，何况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还是他的老朋友。

至于国民党政府，则一派不作为地指示“相应处理”。直到19日下午，张学良仍对日本记者说：“我严命部下绝对不要抵抗，让日军为所欲为。”[1]

尽管如此，投笔从戎的沈阳公安局长黄显声仍率部抵抗侵略，以警察轻武器对抗日军的坦克与重砲，所部伤亡惨重，且战且走。败走后的黄显声部众不屈不挠，成立了各路抗日义勇军，转战白山黑水间。

整个东北军除第七旅620团王铁汉率部开枪突围外，只有马占山以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的身分公开对日抗战，其余皆奉行不抵抗、不开枪，坐以待毙，坐失领土，……，震惊中外的近现代第二次中日战争就此开端。

与第一次中日战争的开端相似——抗日故事都有民间义勇。不同的是，1894年的晚清政府至少还曾对日宣战，因战败而失去台湾；可37年后的民国政府却是不作为、不抵抗而失去东北，失去30个台湾省那么大的东北。

开战与不抵抗的抉择：从1894到1931

追究起来，在1894年第一次中日战争时，中日综合国力指标的比较：[2]

1931年第二次中日战争时，双方综合国力指标的比较：[3]

与甲午战争时的晚清比起来，历经37年后，民国国力和日方国力的差距，在国民识字率与钢铁产量方面略有缩小，军费支出的差距也略为缩小；但中方军费的70%消耗于军阀内战，且财政收入和人均GDP的差距则更加扩大。

再着重比较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中日双方的军工指标：

单从数据上看，中方在这两次战争都处于明显弱势。民国建立20年来，外患内忧加上天灾，面对日军侵略的开战条件还没比晚清甲午年那时好多少，呈现出近现代历史过渡阶段的无奈与悲哀，这似乎是民国政府对日“不作为”、“不抵抗”的现实理由。

然而日本自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以来，其军国主义的首要目标就是侵吞中国，并以割据台湾地区首开纪录，这个目标直到80年前才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后被动停止。换句话说，“不作为”、“不抵抗”绝非正确的对日方针，关键在于抗日的方法与认识。

不过1894年晚清政府对日宣战，在主权名义、政治担当和东亚秩序上虽然都占理，却因工业代差、财政崩坏、军训不足等结构性缺陷，而损兵折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终究难逃历史罪责，遂走向改朝换代的结局。

戚其章说：“甲午之役，非器不如人，实因民心涣散，民气未扬，……。民众不知国家为何物，是为败因之本。”[4]在那个西风东渐，天下体系刚崩解，民族国家观念才要进场的时代，清王朝难以动员民心民气为国出力。结果就是速战速败，难以持久。即便1895年台湾官绅组织“台湾民主国”，独力抗日奉清，依然无济于事。[5]

倒是台湾的民间义勇，在唐景崧、丘逢甲、刘永福等官方人物败走内地之后，继续组织抗日战斗，牺牲无算。丘逢甲之子丘念台评价台民义勇军：

台湾义军在日军登陆初期，已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战，而全岛遭受控制之后，又不顾生死成败，奋起从事反抗运动。这前后亘及一年的大小多次战斗，虽然最后归于失败，但其不屈不挠的无畏精神，却已奠定了绵续二十多年的台湾民族斗争运动，和五十年后卒能光复台湾的基础。[6]

已故台湾史学者王晓波著有《台湾抗日五十年》一书，认为没有对日抗战胜利，就没有台湾光复。而距今130年前的马关割台之际，正是改良派与革命派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登上历史舞台之时，所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原点”，其实在台湾：

李鸿章说得不错，“中日将为世仇”，五十年中日两民族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抗战胜利的“原点”就在台湾。[7]

近代日本侵华，始于台湾。自台湾沦陷日本殖民统治算起，直到中国人民对日抗战胜利光复台湾，是50年（1895年-1945年）。

书不尽日本侵华半世纪

中国对日抗战50年，也就是日本侵华50年的历史！自鸦片战争后185年以来，中华民族因应外患侵略而启动文明转型升级，表现在政权上是由晚清而民国而共和国，由崩解而再造而复兴。改朝换代纵能改变某些人的主观记忆，也改变不了近代日本侵华50年的客观事实。

从台湾沦陷到九一八事变的36年间，日本军国主义连续性地无缝侵华，其荦荦大者有：

1898年，日本强行将福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企图垄断该地资源和贸易。

1900年，日本出兵逾两万人侵华，占八国联军总兵力的38%，除分赃三千多万两白银，还取得华北驻军权。

1901年，日本在上海成立东亚同文书院，培养大量特务，为日军侵华提供情报支持。

1905年，日本借日俄战争在旅顺屠城，夺取辽东半岛租借权和南满铁路控制权，其后以“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垄断东北铁路、矿产及工业，并取得旅顺、大连和满铁沿线驻军权。

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占领山东胶济铁路全线及青岛。

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接受出卖政治、经济、军事主权的“二十一条”。

1918年，日本迫使段祺瑞政府签订军事密约，获驻兵吉林、黑龙江及指挥中国军队之权。

1925年，日本制造“五卅惨案”，镇压上海示威群众。

1926年，日军炮击大沽口，北平学生群起抗议，引发“三·一八惨案”。

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六千多人，占领济南；阻挠张学良“东北易帜”，以利日本控制。

……

从晚清到民国的改朝换代，从内战分裂到名义统一的变化，不但没有稍减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反而加速加剧日本侵华的步伐，其侵略网络涵盖军事占领、政治分裂、经济榨取和文化渗透等全方位领域。单以1931年作为“九一八事变前奏”的万宝山事件为例：

日方先教唆殖民地朝鲜农民配合日军强占中方农民耕地，再诬陷中方“暴力排日”，而向中国农民开枪。同时，日资《盛京时报》以头版渲染“中国暴民虐杀朝农”；朝鲜的日资报纸煽动排华，华侨百多人被杀；日本国内媒体则鼓动“满蒙生命线受威胁”，为九一八事变造势。

基于日本军国主义自1894年以来连续性、全方位的侵华“成果”，到1931年时，日本本土形成以“钢-煤-电力-机械”为核心的工业体系，并可从中国东北获得铁矿、煤炭与大豆等原料和市场——南满铁路把资源、运输、港口与金融合一，成为在东北的“公司-警务-行政”准殖民枢纽。

日俄战争后，日方设立满铁与关东军政机构。通过《二十一条》，日方强化在华治外法权、路矿与企业控制，又通过“西原借款”操纵北洋系军阀。即使1922年在华盛顿体系下“归还”山东，日方仍在该地留存大量铁路与商业利益。这形成了一套长链条、可叠代的政治经济渗透结构。

更重要的是国家体制。日本军国主义形成的官僚-军事国家，配合财阀提供的融资与产业链整合，使“军-产-官”能高效协调；同时，日本军部在宪政体制内享有相对独立的决策空间，国家对外政策易被军事扩张绑架，比如关东军能“先斩后奏”。这种制度配置，让日本能快速对外采取行动并相互支撑。

反观中方，相较于日方法西斯化的高效国家机器，中方虽有200万军队，却分属数十个大小军阀派系，连政府都分裂成宁粤两造；还有赓续晚清对外的不平等条约，束缚民国政府仅能动用35%的税源；更别提像“满铁调查部”那样的现代情报机构，如何能对日方进行有效的反侵略？

当中方还不明白关东军的企图时，日方已精确掌握从蒋介石到张学良“不作为”、“不抵抗”的决策链——典型前现代国家vs军国主义机器的写照。

更令人怄气的是，九一八事变后，民国政府还是得按月向日本支付前朝庚子事变的赔款，甚至还有对日商品的关税特惠；而中央军自蒋介石、何应钦以下的高阶将领，多为留学日本军事教育，知彼知己，不战不殆。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将帅，如何抵抗日本侵略？

当蒋介石下野，宁粤政府重新统一后，孙科新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却没有任何将领愿意增援那方原属张学良的地盘。张学良只好不战而撤退关内，留守平、津附近的最后地盘。孙科这才真正见识到民国的军阀思维与地盘意识，也明白了行动抗日比口头抗日的艰难，转头又把烂摊子丢给蒋、汪。

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将帅，如何抵抗日本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