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之道，非学问之人难知个中三昧。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叠加。学术活动是人类探求真知的活动，是复杂劳动中最复杂的创造性劳动，很难用简单劳动叠加的数量公式来测算其真实价值。试想，如果将一个著作等身的职业写手与述而不作的饱学之士相比论，一是商业化写作，一是学术性研究，根本没有质的可比性。

做一篇原创性和开拓性的学术论文，所需要的知识储备、所下的研究功夫，绝非是搞几部东拼西凑的专著能比的。还有的学者，皓首穷经，不着文字，只留下几部研究手稿，但却为人类的知识宝库提供了积累价值。这就更难评价了。所以，学术的价值，只能是学界自明、业界自评，无法用硬性指标量化出来。

但从另一方面讲，在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下，评审者缺乏应有的知识眼界和学术立场，在学术上较不起真来，不采取这样的指标化管理，又当何如？如果当年学界按照现在的标准，可以说，自学成家的梁漱溟、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师陈寅恪等等著名前辈学者，都会被拒之门外的。

陈寅恪先生（资料图）

学界的行政化导向，必然要混乱学术标准，带来知识的劣质化。时常可见这样的专家，浑身披挂了各种学术头衔，经常出没于官学两道，但张嘴除了套话、空话，就是硬伤百出的错话。如果盘查他们底细，实在是没有做过一件在学界立得住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尽管他们是不能被学界引为同道的学人，却是符合指标化数量管理标准的“雷”人，大都能列出一些人们熟视无睹的“科研”成果。这些人物能成为“专家”，正是当前学术评价体系的导向使然。

有许多学者批评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是“逼良为娼”，违背学术规律。现在还要看到它的继续，为娼还要逼良，要制造出一个平庸的多数，集体排斥那些出类拔萃之辈。如果对当前学界的腐败问题做进一步考察，可以看到，能够被公示于众的“剽”客还是少数，更多的还是这些从事伪命题写作、低水平重复劳动的“雷”人。这可能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腐败，即一个社会的知识机理的败坏。这是比少数人的学术行为不端更严重，也更可怕的事情。

学术剽窃和弄虚作假，是任何地方都会发生的事情。但能够形成一个社会性的腐败问题，只有在学术的独立性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学界的行政化和学术的官僚化，会造就一批以官取学、以学谋官的官学两栖动物；会用一种平质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把学术标准演绎成人际关系的交易；会让不学有术的投机钻营者占据了学界要津，把学界变成滥竽充数者浑水摸鱼的江湖，使平庸排挤了高明，劣币驱除了良币。

如果学术不能履行我们薪火传承、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文化理想，长此下去，我们将凭什么来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即使富甲天下，也不过是一群西服革履满口粗俗的暴发户，提供不了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0年6月号，原标题：“劣质学术的生产机制”。本文已获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