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伦敦是否准备好，都将迎来一位来自劳工阶级的穆斯林市长。

当地时间5日,英国工党候选人萨迪克·汗（Sadiq Khan）在伦敦市长选举中击败了保守党的扎克·古德史密斯（Zac Goldsmith）等其他4名不同党派候选人，成为伦敦有史以来第一位当选的穆斯林市长。

这次伦敦市长选举也创下投票率最高的一次：达到45.6%。此前最高的一次是2008年45.3%。萨迪克·汗获得超过115万张选票。位于第二的古德史密斯获得了超过91万张选票。

移民劳工阶层走出的穆斯林市长

这位穆斯林新市长不仅来自移民群体，也是典型的劳工阶级。45年前，萨迪克·汗在Tooting的圣乔治医院出生了。萨迪克·汗的父亲1960年代移民英国，靠开巴士为生，母亲在家缝补衣服补贴家用。英国作家John Berger曾这样评论20世纪中叶的欧洲劳工进口状况：“被输入的不是移民工，而是机械维修工具、清洁用品、挖土机、钻扣机、水泥搅拌器等等。要从劳动工具重新变回人（丈夫、父亲、公民、爱国者……），移民工只能回家，回到那个他们穷尽所有拼命逃离的，没有未来的家”。（摘自《欧洲移民工：第七种人（A Seventh Man）》，1975年出版）

Tooting区是伦敦多元文化的一个缩影。近一半人口为移民或移民后裔。5.2%来自巴基斯坦，4.3%来自印度，2.1%来自爱尔兰，1.7%来自斯里兰卡，1.7%来自索马里，1.7%来自菲律宾，1.6％来自南美，1.3％来自牙买加……

和英国右派媒体所影射的“英国已经全面穆斯林化了，如果不加防范，未来你的小孩也将是穆斯林”有不少出入——即使是像Tooting这样，外来人口占半数的街区，穆斯林人口也只占20.7%，远远低于占40.2%的基督徒。此外，还有8.1%的印度教徒，0.8%的佛教徒，0.2%的犹太教徒以及21.4%的无神论者。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想把自己变成一座孤岛上的国王，让所有人臣服于一种观念，一种政治理想或一种宗教，无异于为自己修建一座与世隔离的疯人院。

Tooting区内的教堂和地铁站，略带拜占庭风格的建筑凸显了该地区的文化多元化。

萨迪克·汗就是在这样的多元文化下长大的，不单他，所有的伦敦人都享受着类似的成长环境——当然，对英国第一党（Britain Frist）和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这样的环境大概就是“炼狱”了。

萨迪克·汗一家人住在当时英国政府为低收入劳工提供的廉租房里。他有七个兄弟姊妹，其中有七个拥有大学学位，第八个是位成功的技师。他说：“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巴士司机而感到羞耻，但是他希望我们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八个孩子的劳工家庭，日子当然过得很拮据。这种成长经历是他的对手，出生于威斯敏斯特医院，小学就读于国王学校，父亲是亿万富翁的富二代戈登史密斯所难以理解的。

获胜原因：不是身份，而是政策

因为萨迪克·汗是一位穆斯林，让大多数人将他获胜的原因聚焦于他的特殊身份，但萨迪克·汗提出的更符合劳工阶级的、接地气的政治纲领和解决方案，或许才是他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工党领袖科尔宾在去年党内选举中获胜，让萎靡多年的工党重振雄风，也为萨迪克·汗今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带来了大量年轻人和劳动阶层的选票。

值得一提的是萨迪克·汗这二十年间始终为之奋斗的住房政策。

在Ernest Bevin综合公立学校毕业后，萨迪克·汗考入伦敦大学，毕业后成为人权律师。二十出头，他出入欧洲人权法院，英国上议院和上诉法院，倡议反对种族歧视。他很早就加入工党，年仅23岁，便被选为Tooting地区的工党领袖。在1994年到2006年任期之间，他成为Tooting工薪阶级的代言人，为“工薪阶层也能住得起伦敦的房子”这一“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战斗不息。

萨迪克·汗出身基层，竞选过程中不忘打造亲民的形象。

对伦敦人来说，住房问题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是微薄的收入和高涨的房价之间难以扑灭的、日日升腾的烽火硝烟。比平均生活收入水平（注：不是平均收入）高两倍的伦敦工薪阶层仍面临着买不起房，永世为房租作奴的惨况，就不要说低于平均生活收入水平的那19%（2014.5.National Statistic）了。全职伦敦工薪阶层每周收入约为517英镑，月收入不够支付伦敦市中心的房租，一个月有两到三周的时间在苦逼地为一套郊区两居室的房租打工。

在撒切尔时代就开始发迹的房东阶层是高房租的受益者，他们低价买下政府大量出售的“廉租房”并用以出租，租金再投资房产，房产再生租金，如此循环。在这种大环境下，萨迪克·汗多年来一直挑战的，不是房价，而是富人和房东阶层的道德底线，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