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革命者与“胜利的哲学”

沮丧和忧郁伴随每一次挫败和希望的失落。当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感伤的观察者以失败作为起点回望20世纪时，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那些与世纪的意识同时诞生、发展和转化的关于失败与胜利的全新理解？

列宁逝世的时候，苏联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作为一个革命行动者，他的一系列政策转变也是在失败与胜利—尤其是失败—的交替中发生的。

“如果我们从列宁的很多战略教导中应该特别牢记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他所称之为重大转变政策的东西：今天到街垒去，而明天则到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畜圈里去，今天刚号召完世界革命即世界十月革命，而明天则去同屈尔曼和切尔宁谈判，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33］

“如果从西方响起了警报，——而它是一定会响起的，——那么即使我们那时仍将埋头于计算、平衡和新经济政策，我们也会毫不动摇地和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是彻底的革命者，我们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起立鼓掌。）”［34］

中国革命发展了对于失败与胜利的丰富思考，这些思考也从革命进程内部重新界定了革命本身。因此，离开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也就难以把握失败与胜利之间的辩证关系。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与毛泽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胜利的哲学”是两个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有关希望与绝望、失败与胜利的文学/哲学解释，也是两种革命者的人格类型和他们的“政治哲学”。

在我看来，“胜利的哲学”是一种将自身全盘地融入集体斗争而产生的历史思考，亦即革命主体的战略思考，牺牲和悲剧被置于制胜的行动纲领中加以处理，从而彻底排除了“五四”以降文学和思想领域中的那种寂寞、无聊、颓唐或无可措手的困顿之感等要素。“胜利的哲学”植根于集团斗争的残酷而悲壮的历史，也体现为在失败境遇中寻找转向胜利的战略考量。失败不但是成功之母，而且是“胜利的哲学”的逻辑起点。从失败开始，意味着在困境中重新识别“薄弱环节”、寻求克敌制胜的战略和策略、进而在创造新的形势的过程中重建敌我关系的进程。这一进程实际上正是重建自我或主体的过程。

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等文本标志着“胜利的哲学”的诞生，它为后来文学家们描述革命过程的曲折和困境提供了一种“从胜利走向胜利”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的乐观主义脉络。1949年8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回顾了1840年以来的历史，以一种不容辩驳的方式论述道：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35］

从再造主体的角度说，这一斗争、失败直至胜利的进程不仅是人民的逻辑，而且也是创造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的进程。鸦片战争以降的抵抗斗争并非由同一群人完成，在历次反抗的主体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但斗争－失败－斗争的逻辑将他们建构为日益成熟和强大的、从斗争和失败中走向胜利的“人民”。因此，“胜利的哲学”是以贯彻人民及其意志为宗旨的。

衡量失败的真正尺度不是失败自身，而是斗争的逻辑是否继续存在。鲁迅将孙文界定为“永远的革命者”—所谓“永远的革命者”也就是用持续的失败来界定的革命者，“胜利”不是作为一个最终的结果，而是作为不被失败击垮、持续奋斗的进程呈现自身的。［36］“胜利的哲学”所以是乐观的，是因为它始终与对困境的辩证理解联系在一起，始终与基于这种理解的战略性行动联系在一起。胜利不在抽象的未来，不在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而恰恰在对敌我力量对比的辩证分析及具体实践之中。“胜利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但不是唯意志主义。恰恰相反，它将求胜的意志与对形势――尤其是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置于矛盾的对抗和转化之中，并积极地介入这种对抗和转化。

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拒绝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却并不反对集体性的斗争；它从不将希望置于主观的范畴内，而试图在宽广世界中探索通向未来的道路。“反抗绝望的文学”与“乐观的文学”有着鲜明的区别，却与“胜利的哲学”有某些相通之处。

中国革命的“胜利的哲学”最初诞生在艰辛和血泊之中，产生于对十分不利于革命势力的失败处境的分析。乡村，而不是城市，边区，而不是中心，成为革命战略得以展开的地方，但这一新空间的界定正来源于失败的局势和敌我力量的悬殊。胜利的逻辑存在于持续的行动、探索和斗争，从而不同于盲目的乐观或玄想的希望。

“胜利的哲学”的蜕变，即从“胜利的哲学”转化为各式各样的“乐观的文学”，恰恰就在放弃了对于这种十分不利的失败处境的分析，从而也放弃了真正战略性和具体策略性的思考。一旦放弃了这样的思考，行动便可能失去方向，转而将希望寄托在胜利的必然性或抽象的未来之上，其结果是通过用“虚妄”埋葬“希望”来确证“绝望”的真理性，从而阻断了“反抗绝望”所包含的未来的维度。这不是胜利的逻辑，而是盲动的逻辑，也极易变成“转向”的逻辑，后者是用绝望替代反抗绝望的后果。“希望的文学”、“乐观的文学”是幻想的，而“反抗绝望的文学”、“胜利的哲学”是行动的。

革命者体现的正是“反抗绝望”与“走向胜利”论题的人格化，他们的确类似于“神话人物”（也因此一再以被污名化的方式打入“凡间”），但容我模仿葛兰西的语调说，“神话”最充分的表现形式并非作为集体意志组织的政党或其领导者，而是标志着集体意志已经在起作用的、组织力量的实际行动的推动者。这样的人格类型只能在行动中诞生，即便在无望的境地里，也能启发人们在自己的脚下点点滴滴、不屈不挠地发掘未来，进而促进运动的政治成熟。

列宁在1901-1902年写作的《怎么办？》正是“胜利的哲学”的典范：在不利的形势中，深入分析时代的特点、当前任务与根本目标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研究和策略辩论，促进整个斗争的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的相互配合，将阶段性任务与最终目标辩证地统一在具体的战略策略分析之中。

“怎么办？”是制定行动纲领并朝向胜利的命题。在后革命的和后政党的时代，重新提出作为20世纪的政治遗产之一的革命者人格问题，绝不是为了倡导个人崇拜或个人作用，而是为政治创新和行动提供灵感和激励—在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陷入普遍危机的时代，不仅在国家范围内，而且也在世界范围内，从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各种新因素、新条件中不断地提出“怎么办？”的问题，逼迫我们具体地探索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可能性，不正是这个伟大遗产给我们的启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