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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陆定一在1956年5月26日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为起点，以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为终点界定“百花年代”，继而考察老舍在“百花年代”的言论，不难发现，在这一年间，老舍思维活跃，发言大胆，反思深刻，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他对“双百方针”表示了无条件的热诚拥护。

老舍对文学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作家是否有可能，以及如何实现自由写作这个敏感问题上，并且以对于幽默讽刺问题和悲剧问题的探讨为突破口。

众所周知，幽默是伴随老舍创作始终的标识性特征，如果从1933年的“返归幽默”（《我怎样写〈离婚〉》）算起，老舍的文学回归和幽默回归总是相偕而至。《离婚》（1933年）、《四世同堂》（1944—1951年）、《茶馆》（1957年）、《正红旗下》残篇（1962年）便是老舍每次重拾幽默之笔的阶段性代表作。

和这一创作现象相关联的首先是幽默写作和自由主义的关系。老舍本人对这个问题有过阐释。他在《“幽默”的危险》中说：“幽默的人，据说，会郑重的去思索，而不会郑重的写出来；他老要嘻嘻哈哈。假若这是真的，幽默写家便只能写实，而不能浪漫。不能浪漫，在这高谈意识正确，与希望革命一下子就能成功的时期，便颇糟心。那意识正确的战士，因为希望革命一下子成功，会把英雄真写成个英雄，从里到外都白热化，一点也不含糊，像块精金。一个幽默的人，反之，从整部人类史中，从全世界上，找不出这么块精金来……”（《“幽默”的危险》）这足以证明老舍对幽默的坚持是对反文学的绝对化的创作思想的直接对抗。

不用说，幽默和讽刺作为笑的艺术有着天然的关联，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以幽默讽刺为主要艺术手段的喜剧和悲剧也是从源头上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亲”。这首先是因为，“历来诸家解释可笑的特性，都以为它和美是相关联的，也是相冲突的，都以为它是一种丑陋或缺陷。”（伽瑞特（Carrit）语，转引自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16章）同是对“丑陋或缺陷”的反映，这构成了喜剧和悲剧的天然关联，鲁迅曾经以文学家的敏感归纳为“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而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暴露与讽刺”论争到解放区对“暴露文学”的口诛笔伐，都是从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上对作家“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和“怎么写”（不能怎么写）作出了干涉和规定，不允许暴露黑暗，写黑暗，这导致了很长的时间段内喜剧和悲剧同时从文学史消失。老舍在建国初的若干年内创作水准下滑和这一困扰密切相关。

1956年，正在老舍写作《西望长安》因无法放胆讽刺而失败之时，“双百方针”的推行给他打了气、鼓了劲。于是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幽默》（1956年3月）、《谈讽刺》（1956年7月）、《论悲剧》（1957年3月）这三篇重要文章。这三篇文章构成老舍在“百花年代”关于悲剧和喜剧问题反思的三部曲，也启动了老舍对“自由和作家”问题的又一次终极思考，这一切都为《茶馆》的酝酿和写作作了良好的铺垫。

《什么是幽默》——《谈讽刺》——《论悲剧》的核心内容可概述为：社会主义社会当中的确有必须通过幽默、讽刺、甚至悲剧的形式揭示的黑暗面。老舍大胆陈言：“事实上，我们社会里的该讽刺的人与事的毛病要比作家们所揭发过的还更多更不好”，“作家的责任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拥护我们的社会制度不等于隐瞒某些人某些事的丑恶与不合理。”（《谈讽刺》）“也许有人说：民主生活越多，悲剧就越少，悲剧本身不久即将死亡，何须多事讨论！对，也许是这样。不过，不幸今天在我们的可爱的社会里而仍然发生了悲剧，那岂不更可痛心，更值得一写，使大家受到教育吗？”（《论悲剧》）这里老舍集中思考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可以出现喜剧和悲剧。这个话题历经“左联”、抗战、解放区三个阶段的讨论和争鸣，进入新中国时期的一体化时代后，争论消歇，但是作为作家，疑窦尚在，创作欲望更是无法遏止，所以才有了“百花年代”的旧话重提。这个过程事实上是悲剧和喜剧的生存可能性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功用至上的文学价值评估体系相与纠缠的过程。

1980年代，关于《茶馆》是悲剧还是喜剧的争论成为老舍研究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跳出时代对文学研究的局限，联系老舍1950年代的相关文论再来看这个问题，这个话题显示出更大的趣味性来。首先，当年关于《茶馆》是悲剧抑或喜剧的争论既然存在，可见对《茶馆》的接受有两重性，两重性接受可能的存在证明了《茶馆》本身的复杂性。但是跳出这个复杂性，我们发现，不管“悲剧”还是“喜剧”，都属于建国后“十七年”戏剧创作的禁忌题材。也就是说，无论《茶馆》是悲剧还是喜剧，都是时代的“另类”。这个“另类”的身份是怎么获取的呢？联系本文前述老舍在1956年前后关于悲剧和喜剧（暴露和讽刺）问题的反思，答案就非常显豁了。当然，对于《茶馆》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这个问题还可以争论下去，本人是倾向于认为文字版的《茶馆》是喜剧性质，焦、夏舞台版的《茶馆》是悲剧性质的。1940年，老舍留下语丝，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想写一本戏，名曰最悲剧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未成熟的谷粒》）此话可为对《茶馆》是悲剧还是喜剧感兴趣的人士提供解读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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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写的《茶馆》，由于塑造了庞太监、大小刘麻子、大小唐铁嘴、大小吴祥子、大小宋恩子、大小二德子……（最后，）沈处长，而 “充满了无耻的笑声”。这种故意制造不和谐的写法，虽然和老舍当时写作、发表，北京人艺排演《茶馆》的时代极不合拍，但是，与老舍1940年代的一部大制作《四世同堂》非常顺利地接通了（想想看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李空山、胖菊子们的嘴脸）。换句话说，老舍一直想写一个在形式上充满悖谬和错讹，在内核里满是悲凉和苦闷的作品。1930年代，老舍的《猫城记》《离婚》和《骆驼祥子》就是往这个方向努力的，但是被抗战打断了；1940年代，老舍又写《四世同堂》接续这种努力，但是又被新的时代和新的要求打断；《茶馆》和之后的《正红旗下》是再一次——最后——的努力，并且从现有的作品文本看，“最悲剧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老舍做到了。

所以，有沈处长一声高过一声的“蒿”的那个老舍的结尾，是“充满了无耻的笑声”里的最后一阵令人不寒而栗的笑，是老舍在《我这一辈子》的结尾里说的，“我还笑，笑我这一辈子的聪明本事，笑这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希望等我笑到末一声，这世界就换个样儿吧！”

焦菊隐导演拿走了这个场景，驱逐了这片笑声，不是不懂，而是太懂，怹是为这个剧着想，为老舍着想。当然，因此，也因为这个处理，把老舍的本意扭曲了——删去沈处长这一段后，形喜实悲的喜剧《茶馆》就变成了形悲实喜的悲剧《茶馆》。

1999年后的林版《茶馆》的确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恢复沈处长，恢复最后的场景，把被时代丢弃的那最“无耻的笑声”找了回来，是它的贡献。我很为这样的设计在21世纪仍然得不到观众的共鸣而难过。是老舍太超前了还是我们太保守了？

如果说1956年老舍采纳北京人艺的朋友们的建议动笔写《茶馆》是时代赐予他实现文学梦想的一个机缘（对，老舍一直是个有梦想的文学家），那么，《茶馆》上演之后一次次被打入冷宫则是对他的梦想的一次次无情的摧毁。他终于没能看到《茶馆》后来会得到那么隆重的礼遇和肯定，当然更想不到后来终于会有一位导演，把他的沈处长还原到舞台上。

而几年之后，老舍写作《正红旗下》，同样是机缘巧合踌躇满志，同样是怀揣梦想再次出发，却遭遇了更可怕的时代的困境。联系这一系列的前因后果，不由得感觉老舍就是《断魂枪》里身藏绝技无从施展的神枪沙子龙——

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老舍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失望之后，和他曾经热心投身于中的新的时代互相抛弃了，如今，他带着自己不灭的文学梦殒身太平湖已经整整50年。爱《茶馆》的你，告诉我，隔着半个多世纪岁月的烟云回望《茶馆》，老舍的殷切期许你能体会吗？老舍的惆怅落寞你能感知吗？你觉得沈处长是多余的吗？

（原刊于《广东艺术》2016年第4期，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