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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乒总教练刘国梁曾谈到张本智和现象，“因为张凌他们都在国家队待过，对乒乓球理解深，家里乒乓氛围浓厚，父母的希望都放在孩子身上，这无可厚非。对于张智和这种选手，我们更应该去鼓励。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如果他的父母是中国队的世界冠军，他们不一定会移民日本。但因为国乒太强大，在中国土壤里他们发展太困难。”

其实，他们在日本又何尝不艰难。

张本智和一家的羁绊，不单家庭上的拮据，还有来自外界精神上的压力。同时期日本的“漂一代”几乎都是如此。在中国，一片“叛国者”的指责；在日本，又遭受“滚回中国”的谩骂。

在之前的全日本公开赛中，张本智和在青少年组的比赛中，2：3不敌17岁的高二学生宫本春树。这让日本群众一直怒喊“滚回中国”，张本智和也为输球而痛苦流泪。

之前，国内也传着这样的新闻。张本智和来到上海曹燕华乒乓球学校“踢馆”，结果是“1胜7负”。而就在这两天的世乒赛现场，父亲张宇在接受新浪体育采访时很无奈地说：“网上有很多不友好的，很难听的文章，说我儿子去上海踢馆什么的，根本就没有去过，上海那个球馆在哪里我都不知道。”而张本智和本人也表示，“肯定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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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乒乓人选择日本漂必经的心路历程。即便是曾经雄踞日本乒乓球男一号，还担任过日本男队教练的韦晴光，也不能幸免。

韦晴光是赫赫有名的，他与陈龙灿搭档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夺得了中国乒乓球的首枚男双金牌。这是中国乒乓球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1990年，韦晴光退役，并在后一年前往日本打球。

初次参加全日本乒乓球锦标赛，韦晴光在决赛中的对手是原北京队队员高志亮。在打满5局，韦晴光在决胜局反败为胜，夺得男子单打冠军。这场比赛打得比预想要艰苦激烈许多，赛后，他在电视镜头前，泪眼汪汪，语无伦次。

这种羁绊的情感，在韦晴光妻子的两段回忆中，表露无遗：

我们从心里感激祖国，感激当年培养了晴光的中国乒乓球队。这完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感情。与当年对现状的不满、抱怨一样，真实存在。体育馆路上，陈旧却群星汇聚的宿舍楼、乒乓球训练馆；挥洒在那儿的汗水、笑语；记录在那儿的奋斗、辉煌，连同大门外的鸡蛋煎饼、馄饨摊子一道，走遍天涯海角，永志不忘。申请国籍时，我比晴光积极许多，跑来跑去，一心想拿日本护照，才好买房、旅游、工作。我们和许多在日华人一样，努力奋斗，站稳脚跟后，选择加入了日本国籍。可怎么会弄得突然象成了个二鬼子似的。

98年4月，我们从菊阳搬到熊本市内。两层楼的小洋房，深咖啡和浅灰两色的外壁，门前是停车场，北面有一条养水路，一年中，大半的时间从上游流水下来，去灌溉不知在何处的水田。朝南处，留了一条窄窄的空地，勉强可称为花园。我怀着一种顽固不化的怀旧情绪，种下了两棵桂花树。我出生在桂林，桂花飘香的季节。

韦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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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8年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韦晴光代表日本参赛。与昔日的中国队友见面时，彼此竟然都心生尴尬。而在现场，韦晴光也遭遇了一片“日本韦晴光全家喳喳喳！”的声援。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韦晴光先是打败了马琳，后是赢了刘国梁，为日本队赢得了十几年未得的男单银牌。

为了生存来到日本，又为了在日本挽回尊重而打好球。这就是日本“漂一代”的痛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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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广岛亚运会，何智丽击败邓亚萍拿下女单冠军，怀揣着对中国队“让球”要求的不满，何智丽每赢下一个球，都要喊一声“呦西”。

这事在国内引起了巨大风暴，除去体育报纸，《北京青年报》甚至《文汇读书周刊》等一批文化类媒体，都参与了“何智丽是不是汉奸”的争论。《羊城晚报》苏少泉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何好之有？》、《祖国培养了她，她却忘了祖国》，痛斥何智丽是“竞技场上的吴三桂”。

当时，南方航空公司刚下班的4名空姐在电话热线中，争着抢着要说话，“这样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将来肯定被丈夫抛弃。”更为恶劣的是，在得知何智丽要回国打比赛时，有人给何智丽的父母写信，说让她父母转告何智丽别来参加天津的比赛，否则，“有来无回”。

1994年亚运会，何智丽（右）、邓亚萍（左）决赛对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