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我在Preet Vihar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他把采访地点定在Gukka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桑杰是印度耆那教徒，身材高大，四十度的天气中，穿一套剪裁得体的三件套西装，左胸口袋里插着叠好的手绢。他谨慎而礼貌，从不详述一个问题，多以短句回答，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嘴角上扬，示意回答结束。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当时Cyno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Natco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Veenat。

2010年起，Cyno告诉陆勇，自己也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Imacy随后成为陆勇向中国慢粒患者介绍的主要药品。

公开资料中关于Cyno的介绍很少，官网简略，连公司成立时间也没有，首页五段英文中有两段是重复的。据桑杰说，他1984年进入医药行业，1999年创建了Cyno，如今公司能够生产400多种不同品牌的药，年生产100万粒，营业额五百万美元。Cyno主要做出口业务，75%的市场在日本，15%在中国。两国的患者都是通过邮件直接向公司订购，公司把药物邮寄出去，“我们会在邮件里要求他们出示处方，”桑杰说。

桑杰估计，陆勇大概为他带来了几千位患者。慢粒患者需终身服药，Cyno现在每天收到约100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大多数订购的是格列卫仿制药Imacy。印度制药业发达，有数千家药企，桑杰说，Cyno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传，”桑杰说，Cyno的消费者是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我们只关注药品的质量。”他对与云南药厂的合作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强调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对已有的市场很满足，“我没那么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问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场上买到Cyno的药，桑杰表示，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得等几天。“在任何一家印度药店，这是可行的。”

事实上，Cyno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Natco公司的Veenat捆绑销售。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Cyno的药品。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提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这个药是陆勇给咱们开辟的一个途径，又有新闻垫底，都是他的正面的声音，你说患者可能会不去选择吗？有几个新患者会有理智去选择正规治疗？”李毅达（化名）说，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陆勇最早创建的慢粒QQ群中的一员。媒体的关注点多在中国药价高上，但并没有注意过Cyno本身。

“其实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李毅达说，许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个“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海。他推测陆勇对Cyno的宣传，其中有经济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商人。”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新闻，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