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中国

中介公司的人用一辆破旧的面包车，载着笔者和十几个前来办签证的菲佣，七扭八拐地来到了澳门很偏僻的一条无名小巷里。这里路边都是廉价破旧的出租房，一个席子就是一个地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中介公司的人，将签证快到期的菲佣，从蛇口海关带出境，在这里住星期，等新的签证办好了，再重新入境回到内地各个城市的雇主家去。

据出租屋的老板介绍，从去年初开始，生意就不怎么好了，因为签证越来越难办了，很多原来做倒卖签证生意的人，都不干了，加上鉴证费越来越高，很多菲佣雇主都不愿意折腾了，不办签证，菲佣的工资因此提高了很多，而雇主也乐意用钱买个平安顺利。所以来这里住的菲佣也就寥寥无几了。早些年的时候，这里的房子几乎供不应求。

在澳门中心街湿热的街头，安娜惊诧地获知，自己被中国大陆拒签了，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同行的人都过关了，自己却这么“倒霉”。原来，受到欺骗的卢云霞愤怒至极，通过相关部门朋友的帮助，“封杀”了安娜在大陆重获签证的可能。

安娜强忍着泪，从签证贩子魏国手里接过被拒签的护照，她用力甩甩手，发泄着对主人的怨恨，但她的怨恨无论多强烈，都显得苍白无力。她坐在地上，憋着不哭，黝黑的面孔涨成了紫色。其他十几个一起来澳门的菲佣都顺利办好了签证，她们试图过来安慰一下，安娜有些不耐烦地说：你们过关吧，我想静静。魏国随口骂道：“雇主很好，结果为了多拿两百块钱就从雇主家跑了，菲佣特别无情，相信她们，就是相信猪能上树。”

矮小、清瘦的魏国有强势的一面，他通过非法途径为菲佣办理签证的能力，大大超出其他人，因此说话时喜欢嗓门高八度，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外界疯传魏国的“关系”极广。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与全国各地的家政公司开展“合作”，总是能将大批的菲佣带到澳门，让她们在澳门小街上的出租屋里，打地铺住星期，然后顺利地办好商务签证，再带进大陆。

通常，魏国一个签证对外收费8500元(另一个张姓的办签证的男子告诉笔者，现在办一个半年期的商务签证，至少要16000元了，不包括家政公司的加价)，至于家政公司如何加价，向雇主怎么收费，他就不管了。在倒卖签证的“生意人”里，据说魏国是做得最好的，因此，在澳门街头那家麦当劳餐厅里(菲佣和中介公司们，一般都是在这里把护照交给魏国)，他总是大声地吆喝：“收签证了！”一边喊一边骂骂咧咧，否则似乎不足以表明他的能量。

魏国也不讳言，这钱也不是全部进了他的腰包，要分给那些负责出入境管理的人，“那些警察黑着呢。”在笔者发稿前，魏国突然失去了联系，知情人说他被人举报，跑回了香港。

在麦当劳门口，比安娜还小一岁的小姨阿雅跑过来，抱着安娜大哭起来。这一对亲戚一起从菲律宾千辛万苦地来到中国，精神上和生活上互相依靠，现在安娜被拒绝入关，想到自己一个人在中国的孤单，阿雅似乎比安娜还要伤心。

二十多天以前，安娜在深圳投靠了新雇主，月薪比在北京高出200元。不过，因为她要去澳门办理新签证，新雇主告诉她，等回来之后再发工钱。被拒关外，意味着安娜连那二十多天的工钱也没拿到，现在她被列入黑名单，不得不返回菲律宾。32岁的她原本打算在中国至少再干5年，现在一切都泡了汤，在电话里，家中那个全职做家务的丈夫狠狠地骂了她一顿。

安娜从包里拿出了一本手掌大的相册，里面有她男女主人的结婚照，她看了一下，随手扔进了垃圾桶。隐隐地，她能感觉到，暗中有一只手阻挡了自己继续在中国大陆谋生，嘴上说着“我恨她们”，但懊丧的眼神表明，她心底更恨的是自己，为什么轻易就听信了“朋友”的蛊惑。

菲佣在香港街头休息

离不开的菲佣

尽管离安娜逃走已经两个多月了，但卢云霞提起此事，仍伤心不已。因为房子很大，孩子很小，需要操持的家务特别多。没有父母帮忙，她非常需要一个得力的佣人。卢云霞家里也用过本土保姆，但她把那些的日子看作噩梦—中国保姆懒散、邋遢、无知，稍微不满，她还没说什么，她们就开始撒泼打滚闹辞职了。工作没做好，少给一分钱，她们就在小区门口大哭、大骂，为了怕在邻居面前丢脸，她总是选择妥协，直到最后从心底惧怕她们，保姆也似乎每个人都敢顶撞她，和她吵架。

这样的日子，除了痛苦便是焦躁，她一直使用这样的评价语汇。有的保姆进门后连基本家用电器都不会用，更不用说专业的洗烫等工作了，而安娜带来的，是作为菲佣的标准化服务，让主人备感舒服。在失去这个安娜的日子里，女儿终日愁眉不展，甚至哭着到处找安娜阿姨。安娜的“冷酷”离去，也让卢云霞心痛得一个星期没睡好。

卢云霞曾费了很大力气，通过社会关系找到直接的中介人，极力劝说安娜回来，并表示可以追加工资。但是，安娜表现出了极度的决绝，无论如何也不肯回去。

“菲佣是很无情的，她们把这就当一份工作，在雇主家，她们绝对听话、温和，一旦离开，不管雇主对她们多好，绝不留恋。”做了十几年菲佣家政的朱先生不满地表示：“菲佣如果有真话和真情，石头都化了。”

朱先生的评判体现了文化差异，与笔者交流时，身为菲佣的吉娜觉得，“不近人情”再正常不过：“我们和雇主就是一种雇佣关系，这种关系，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是阶级矛盾。我们付出了劳动，换取了她们的钱，感情为什么还要给她们？没有人会喜欢一个整天对你指手画脚的雇主。哪怕她是温和的，但实际上也是盛气凌人的、高高在上的。”

无论如何，她们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为她们赢得了掌声和美誉，同时也赢得了中国雇主发自内心的爱。一旦失去，雇主们难免无所适从。

在深圳生活的菲佣雇主王先生告诉笔者：家里房子大，且有两个孩子，以前她们家雇了3个中国阿姨，一个做饭、一个打扫卫生、一个看孩子。即使这样，家务还是搞得一团糟，交代的事务，有时要反复提醒，吃饭的时候，阿姨们也不分主次。此外，阿姨的脾气还不小，批评不得，一不高兴抬腿就走，这导致家里三天两头换阿姨。按他的说法，雇主每天都得给她们陪着笑脸。后来他找了菲佣，一个菲佣干3个人的活，居然还井井有条，最主要的是，感觉自己真像个主人了，出门回来有人打招呼、倒水，走的时候有人送，对主人习性了解之后，菲佣还会帮着准备出差的行李，“这些都不用说，人家就干了，不满意说几句，立即就改，绝不顶嘴，哪像中国阿姨，遇到泼妇型的，敢和主人对着吵。”王先生甚至表示，用过菲佣之后，中国阿姨白给用他都不用。

北京的赵女士也有同感，她家换过十几个中国保姆，都不满意，万般无奈之下终于找了个菲佣。“中国阿姨大多来自农村，没什么文化，因此个性也很偏执。她们不懂得尊重人，更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说句不好听的，中国阿姨带孩子，孩子会从她们身上学到很多恶习。”她大发感慨，“用菲佣，你会觉得自己有了帮手，甚至有了管家。可以放心地把家交给她，她们比很多女主人都会打理家。菲佣大多受过至少中专以上的教育，她们有素养，懂英语，对教育孩子也是个很好的帮助。她们有服务意识，从不和雇主一起吃饭。分内的工作，你不用刻意去交代，每天该做的工作无论做到多晚、都会完成，不需要你监督。”

在中国大陆，家政公司大多缺乏规范化管理。一个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保姆，家政公司就可以随便推介给雇主，赚取中介费之后万事大吉，任由雇主和阿姨费劲地磨合，一旦保姆很快辞职，家政公司乐得为她们再找一个新雇主，又是一笔中介费。难怪中国的雇主们普遍抱怨，他们买不到满意的服务，倒觉得自己的家成了培训机构。而且，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保姆市场严重的供不应求，也使保姆们如同不愁嫁的皇帝女儿，自然不思进取。

菲佣确实体现着“训练有素”的价值，这种价值在大陆市场，经过比较而越发彰显。菲佣们出国前都经过精挑细选，受过至少3个月的专业培训。她们喜欢学习和接受新事物，初来中国的菲佣，得到一本英语版的中国菜谱后，很快就能将中国菜做得有滋有味。对于那些如卢云霞一样见识过菲佣的高素质服务的人们而言，被迫重新适应本土保姆注定是痛苦的。

不过，地下交易市场变得越来越扭曲、越来越无序，假如继续选择菲佣，雇主们要承担的风险、要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