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家政服务市场不规范、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月嫂月薪过万，还需提前预约；居家保姆定期涨工资，过年回家雇主还得备礼物；绝大多数保姆仓促上岗，不少雇主被迫频繁更换保姆的经历……上海“两会”召开前夕，上海市人大代表吴坚建议放开政策引进“菲佣”。据澎湃新闻网10月24日报道，吴坚代表表示，将菲佣引入国内市场，不仅可以缓解家政市场的特定需求，也有利于突破当前家政服务员工资刚性上涨而服务水平滞后的困境，真正提升中国家政服务业的水准。

众所周知，菲佣被称为“世界上最专业的保姆”。菲佣的巨大优势来自于高水平的家政服务能力——不但精通插花、清洁、烹饪等家政服务，还掌握了各种急救知识，又由于很多菲佣具有高等学历，家政之余还可从事少儿英语早期教育。随着中国富裕人群的增加，很多家庭对菲佣充满想象，但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禁止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聘用外国人，除非是特殊需要。可以想象，外籍家政的雇主一般是个人，且从事的工作很难归类为特殊需要，因此，菲佣一旦来华工作就会定性为“非法就业”。

菲律宾女佣萨娜琳正在进行房间清洁服务教学（资料图）

除非，菲佣通过非法途径进入中国，躲避有关部门的管理，而现实中非法进入中国工作的菲佣们数量并不少。另外，上海、广东多地的人大代表曾呼吁放开法律限制，引进菲佣。2014年11月15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从北京、香港、澳门、厦门多地采访，深入报道过一名普通菲佣安娜在中国打黑工的经历，观察者网转载如下，全文有删节：

中国大陆的诱惑

4月的一个晚上，在中介的安排下，卢云霞与丈夫面试了安娜，他们是若干面试雇主中的最后一拨。

在中国大陆，菲佣像隐形人一样生活着，事实上，围绕她们已形成可观的供求市场。一位在北京从事菲佣中介（他们大多都有家政公司的幌子）的人士说，他根据行业内的一些信息估算了一下，在北京打工的菲佣，应该超过了10万。

大约2005年前后，一些高收入外籍人士来华工作的时候，习惯性地把自己的菲佣也带了进来，渐渐地，大陆的富裕阶层也对菲佣的高标准的服务有所耳闻，一个地下市场开始发育，并始终与官方的监管进行着猫鼠游戏，甚至存在着某种默契。

那次面试快结束的时候，借着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如厕的机会，安娜拉住了卢云霞的手，急切地表达了马上被雇佣的意愿，并发誓自己的工作会让主人非常满意。

原本，双方是可以第二天再做决定的，男主人对安娜的资料比较满意，交了合计5万多元的所谓签证费、中介费，当晚就把安娜带回了家。

安娜今年32岁了，又矮又胖，其貌不扬，但资历确实很适合这个中国雇主。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时，安娜就开始在新加坡做佣人。她聪明伶俐，很会看主人的脸色行事，加上出国前和到新加坡后都接受了比较专业的培训，她成为了非常出色的菲佣，很受雇主欢迎。在台湾工作3年的经历，让安娜学会了中国话，并烧得一手好中国菜，这为她赢得了在大陆就业的充裕资本。人还没到，很多看了简历的雇主就在家政人员那里展开对安娜的争抢。家政公司借机加价，将她的中介费瞬间提高了50%以上。

安娜听说，中国大陆的工资比新加坡、香港和台湾都高，为了赚更多的钱，明知道不合法，她还是毅然和小姨等人一起来到中国大陆。

那是一个漆黑的晚上，“蛇头”和中介公司的人为了省钱，让她们坐上了陈旧狭小的一班夜航飞机，机上不提供免费食物和饮水，身无分文的她们一路忍饥挨饿到了澳门，随后转道深圳，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抵达北京。安娜说，一路上她就喝了一瓶水，吃了两个包子，熬过了有些凄楚的旅程，不过，她心中也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据安娜事后回忆，见到卢云霞一家人之后，她立即动了心，觉得这对年轻夫妇举止文雅，有教养，而且家庭状况很简单—只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这让安娜很动心。

5个月的“蜜月”

在北京的生活开始了，男女主人对佣人彬彬有理，家里的食物和用具，全权由安娜负责，她工作得特别开心。

按照多年的工作习惯，她每天5点半就起了床，将一二楼的房间和庭院全部打扫干净，在8点之前做好早餐摆放在餐桌上，然后去照料3岁的小主人穿衣服、洗漱、吃饭。可爱的小主人无形中缓解了安娜对孩子的思念，因此她照顾得格外细心，孩子也特别喜欢她。

8点半，小主人准备去幼儿园，安娜为她穿上准备好的衣服和鞋子，书包里早已放好装满温水的水壶，干纸巾和湿纸巾也各放了一包。在男女主人出门前，鞋子早已擦亮，安静地摆放在门口，她还能根据女主人当天要穿的衣服，将相应的鞋子和丝巾也搭配好，女主人总会在这个时候给她一个拥抱。

将孩子送走后，安娜继续自己的清洁工作。她把别墅擦拭得窗明几净，沙发和地毯(包括柜子下面)每个星期都要清理一遍，衣柜也要定期整理。下午的空闲时间，除了打扫花园，便是熨烫衣服。这是安娜的一天，也是接受过标准化服务培训的中国菲佣的一天。

按照安娜透露的线索，笔者在北京找到了卢云霞。安娜曾经的主人住在北四环的一个高档社区里，房子是独栋别墅，面积很大，身为作家的女主人很有生活品味，几乎把每个角落都布置得别有情趣。房间内整洁温馨，花园里鲜花盛开。

在卢云霞看来，安娜是见过世面的人，在面对女主人那些昂贵衣服的时候，什么品牌、什么材质的衣服怎么洗烫，她都非常清楚，处理得体，这让最初有些嫌弃其容貌的女主人越来越喜欢她。像多数菲佣一样，安娜时刻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家务方面从未让卢云霞操过一点儿心，主人偶尔指出的差错，她会立即纠正，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安娜的尽职与专业并非特例，总体而言，菲佣确实是高素质、高标准的保姆群体，甚至可以说，菲佣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保姆，代表着行业的标杆。

深圳一家菲佣中介的王先生说：主人交待过的事情，菲佣绝对不会忘记；规定的工作范畴，她们也会严格遵守，绝对不会像有些中国阿姨一样，规定干的活，今天高兴就干，明天不高兴了就不干，菲佣会始终如一。因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她们素质相对较高，责任感很强，喜怒皆能做到含而不露。

她们安静、随和、谦恭，出国前大多经过精心的挑选和培训，大到能以接近医护人员的水准护理孩子和老人，小到熟练掌握各种材质的衣服的洗烫，更职业一些的菲佣，会根据女主人当天所穿衣服的颜色，搭配好相应的鞋子和丝巾。最重要的是，她们兢兢业业地恪守职业规范，服从是她们的天职。

女主人对工作出色的安娜超乎寻常地善待，刚替换下的手机，会送给她使用，还会把自己的许多衣服慷慨地送给她。安娜又矮又胖，很多衣服都穿不了，卢云霞便给她买新装，从头买到脚。每次出差回来，更不忘给她买个礼物。

“中国的雇主很多时候喜欢把保姆当成自己的家人，但我们很清楚，我们和他们只是工作关系，我其实不过是在工作而已，在哪里都是这样工作的。”安娜曾这样对我说。

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从未对主人一家投入任何感情的安娜，在北京的天气突然变冷的日子里，开始变得焦躁，在热带国家长大的她，对北京未知的冬天充满了恐惧。9月初一个微雨的早晨，对中国北方人来讲很舒适的天气，不冷不热，安娜已经开始浑身发抖了。几天后，当她的手上因为干裂出现了第一道血口子时，她烦躁不安地给她在深圳的朋友打了电话。

在外工作的菲佣很抱团，情感上相互取暖，她们没事就会打一通电话，彼此说说雇主及家庭的情况，有了烦恼更是一吐为快。她们可以省吃俭用，但在电话费上从不吝惜，这份“感情投资”甚至会占到薪水的五分之一。按她们的话讲，这是保证她们不疯掉的唯一的情绪出口。很多菲佣，为了多挣点加班费，全年都不休息，其压力可想而知，而雇主为了避免她们出去惹麻烦，也愿意多出几百块钱、息事宁人。

安娜本来是为了倾诉的一个电话，却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朋友茱莉已经在深圳的雇主家待了5年，作为一个精明的“中国通”，她坚定地告诉安娜，北京的气候不适合她，冬天特别冷，会下很厚的雪。来中国不久的安娜当时还不知道，茱莉极力鼓动自己去深圳找个雇主，是有利益驱使的。菲佣资源短缺，有赚取暴利的空间，黑中介之间进行着不正当竞争，他们鼓励自己的菲佣，拉一个人回来给1000-2000元的提成。茱莉通过自己所属的公司，在深圳给安娜又找了个雇主，同意工资多给200元，每月5200元。

安娜虽然留恋北京的工作，但还是禁不住茱莉的鼓动，她要想办法把护照搞到手。聪明的她，在主人面前表现得更加尽心尽力。

半个月后，半年的签证快到期了，卢云霞张罗着联系倒卖签证的人，以便花高价为安娜“买”回后半年的签证—在大陆，为非法务工的外国人提供相关“服务”的地下产业链早已形成。

安娜终于等来了机会，她对卢云霞说，她的朋友可以帮忙办签证，也是出关去澳门，但可以省一半的钱，半年的签证一万多元就能搞定。

安娜并未在工作中表现出任何异常，卢云霞从未想过这个温顺的菲佣会不辞而别，于是毫无戒备地把护照交给了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