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的父母亲都是《人民日报》的创办者，他们对于你的精神成长有什么影响？

李银河：影响非常大。我的父母都是三八式干部，就是1937年，1938年到延安去的知识青年。1946年《人民日报》创办的时候他们就到了报社。我的父亲属于党内的自由派。记得1966年的时候林彪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顶峰”，我父亲马上就说，这是不对的，因为到了顶峰就停止发展了。当时这个话我听着吓得发抖，赶快看周围有没有外人，这可是要被抓起来的啊。我的母亲是个很真实和淡泊名利的人，她曾经担任《人民日报》农村部的主任。她的写作和说话都特别生动，哪怕是闹形式主义和极左时代也坚持说人话。比如她的检讨中用“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来形容自己的身世。我的父母在去世的时候都捐赠了遗体。

记者：在你的思想发展中，还有哪些人对你有重大的影响？

李银河：福柯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尤其是福柯对自由的看法（此处可参见观察者网往期文章《李银河：我写了三本“全景式虐恋小说”》）。福柯说，“人拥有的自由比他知道的大得多。”卢梭却讲，“人生而平等无所不在枷锁之中。”好像你生在什么阶层或者你生成同性恋了，你是没法选择的。但在福柯看来，好多人往往是自己约束自己，比如中国的同性恋百分之七十选择和异性结婚，你非得这么做吗，你不这么做又怎么样呢？很多人屈服于社会规范等压力。这是很荒诞的。很多同性恋者以为只能这样选择，因为周边压力太大，可是福柯告诉你实际上你比你想象的自由得多，比如你就出柜了又怎么样。我觉得很有意思，福柯的话非常有煽动性，而且他的一生非常自由，也很有意思。

记者：你将你的社会学集中在性学研究这一块上是因为福柯的影响么？

李银河：其实我这一生做的学术研究分三大块，一块是婚姻家庭，一块是性别，还有一块才是性，这三块我都出了不少专著。但是很多人都不太记得我还有另外两个领域的研究。因为在当代中国在性这一块领域这几十年来的变化和斗争都太激烈了。80年代有个关于婚前性行为的调查，当时的数据是15%，最近清华大学做了一个调查的数据是71%，从这两个数据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三十年中国人在性方面的状况有多么激烈的变迁。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人们在这里面的焦虑也太深太深。

我知道他的想法，他也明白我的心思

记者：你做性别研究，婚姻家庭研究，还有性的研究，会因为掌握了这么全面的理论知识而让你在和大侠的生活有种游刃有余的掌控感么。

李银河：我的专业知识对我们的关系有帮助，比如如果我不知道跨性别者是怎么回事我就很难接受他。但是在其他方面我好像不是掌控的那种。

记者：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总有个强弱，在买房子养孩子（李银河现在领养着一个孩子——观察者网注）这样的家庭大事里面都是你的主意为大么？

李银河：主要是商量着来，因为他的生活能力很强，对外应对很有一套，有些事我不太了解没有发言权。

记者：你们在一起17年了，现在还有激情吗？

李银河：激情是火，亲情是水，水可以细水长流，但人不能一直燃烧下去。感情想要长久必得要从激情燃烧变为细水长流。包括我和小波也是一样，到后来也是变为一种亲情。

记者：你们俩从激情变为亲情之后，情感中的甜蜜又是来自于哪里呢？

李银河：我们俩最近在分别接受采访的时候不约而同地说了一个词“肚子里的蛔虫”。我知道他的想法，他也明白我的心思，这得多甜蜜啊。

记者：家里人怎么评价你们的甜蜜呢？

李银河：我嫂子总是糗我说：哎哟，你怎么又掉蜜罐子里去了。

前段时间，很多网友不满李银河混淆概念、矫情，称她不光明正大的“出柜”，不尊重同性恋者

（深圳晚报记者杨慧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