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成都杀戮的对象，首要仍是明朝的藩王宗室和官员。“城破，蜀王阖宫被难。巡抚龙文光及道府各官皆死之。”（《罪惟录》）这与在重庆没有差别。其次是镇压各地地主武装。起义军外派到各郡县的官员，经常被当地地主武装屠杀，严重威胁了新生的大西政权的安全。

张献忠为了镇压这种反扑，巩固大西政权，才断然进行反击。应当指出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张献忠也没有进行无区别的屠杀：

《明史》和《后鉴录》所记载的所谓“四路草杀”，实际是对这一镇压行为的夸大和诋毁。最后是屠杀士子事件，具体发生的时间尚有争议，有1644年秋和1645年两种说法；甚至所发生的的地点，也有争议：《绥寇纪略》、《蜀碧》说杀于西门外青羊宫，《蜀乱始末》又说“牵至南门桥上，砍入水中”，《续编绥寇纪略》和《纪事略》则说杀于灌锦桥；杀了多少人，各书所记也不相同，从数千到二万余不等；杀了哪些人，也不同：《绥寇纪略》只提到“诸生”，《客滇述》和《鹿樵纪闻》则说是教官、监生和他们的妻子，《蜀乱始末》又说是“师生主仆”，《蜀难叙略》则说是“进士、巨人、贡监生员”，《续编绥寇纪略》说是“一切绅士、贡监、生童、技术”。

《纪事略》却又说是“乡绅、举贡、监生、秀才、童生、农圃、医卜、僧道及民间俊秀子弟”。而最为关键的杀戮原因，各书记载也不尽相同，大致有三种记载：一是朝天关查获程度诸生颜天汉等人私通李自成的书信，引起张献忠震怒所引发（《绥寇纪略》和《鹿樵纪闻》）；二是当初张献忠在郧阳作战失败，藏在深山中时抢夺过寺庙僧人的粮食，寺中武僧穿着在寺庙中肄业的生员衣冠袭击了张献忠部夺回粮食并杀死不少起义军。导致张献忠积怨于士子，迁戮于蜀（《蜀碧》）；三是断绝百姓造反的祸根，因为“士为四民之首”（《续编绥寇纪略》和《纪事略》）。

四川学者任乃强1950年编著的《张献忠屠蜀记》

为什么各家史料会对这件事的记载有如此大的出入呢？学者杨济堃在1980年3月举行的“张献忠在四川”的学术研讨会上曾经发言论述过原因：“各书的作者，有的并未生活在那个时代。故而其书中所记，或抄录前人著述，或出诸耳食之谈……至于有的作者虽然生活在那个时代，不过，他们远离四川，其所记单凭邸报流传，全无实据。”（《对张献忠杀戮士子的探讨——兼与孙祚民同志商榷》）。以《纪事略》为例，其记载这一次张献忠在乙酉年（1645年）杀尽士子，但又说“是年开科，乡荐二百人，会试取毛井吉等百二十人，廷试擢汉州劣生龚济民状元及第。”既然杀光四川士子，又何来开科录取之说？只能说自相矛盾，不可信也。

另外，张献忠就算全盛时期，在四川也仅仅占有三府、四直隶州、五属州和三十六县（《张献忠屠蜀还是明清统治阶级屠蜀》杨济堃）。各府州县的生员数量即使全部满员，也不够杀戮士子记载中的士子数量的。

《明史》卷六九《选举志》说明代“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依次减十”。就算齐装满员，也不过1110人。更何况到了明后期，尤其是张居正当政后，大肆核减过天下生员。就算考上举人，举人考上进士的，都要出川去外省或京中做官。再加上张献忠入蜀后，一些生员或逃亡或参与组织地主武装对抗农民军被杀或自尽，剩下来的越发少了。

由此可见，所谓张献忠杀戮士子数千、一万七千、二万余人，可信度是很值得怀疑的。那么张献忠利用开科取士杀戮士子一说，很难站得住脚，极有可能是当时的文人构陷之词。

总的来说，张献忠为了维持在四川的统治，对特定的对象（朱明皇室、明朝高级官员、反抗的地主武装等）采取了特定的手段（镇压和杀戮），其中难免波及普通百姓，被当时的知识分子以笔为刀进行批判和打倒。但进过考究可以认为针对四川百姓的大规模屠杀并没有实证，四川的人口减少，除了张献忠的原因，还有南明、大西军残部等抗清势力与满清在四川十几年的拉锯有关，并不能将人口减少的锅简单扣在张献忠一个人的头上。

后记

建国以来，在革命叙事话语逻辑下，张献忠反明和反清的历史正义性被史学界和教科书着重强调。不过近些年来右翼思潮反弹之下，掀起了一股对这些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反思潮流，认为过去教科书中记载的伟光正形象都是虚假的，农民起义军没有半点进步性可言，是一群为了私利的刽子手。这样的想法，无疑是走向了一个极端。人都是复杂的，很难去简单的判定一个人的好坏，何况依靠泛黄的史料穿越几百年去触碰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呢？常怀谦卑的心，与诸位读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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