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者孜孜以求的应当是一种“更加务实的政治科学”（a more engaged political science）、“具有批判眼光的变革主义的政治科学”（acritical, reformist political science），它要求政治研究者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做跨界思考，抛弃所谓“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或“事实无涉的哲学批判”，“问题”先行而非“方法”先行，寻找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之间积极的跨界合作，通过提出新的与当代社会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突出那些被忽视的价值，找出影响这些价值的关键要素，揭示事实与价值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从而与社会公众展开真诚的对话，政治科学家能够对公共生活做出积极贡献。在2002年新一届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就职演讲中，帕特南强调指出，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无不关注最为紧迫的公共议题，政治科学承担着重要的公共使命，对公民同胞的日常关切作出有针对性的回应，非但不是政治科学研究者的额外义举，而是政治学者追求科学真理过程中不可推卸的责任和题中之意。

一种更加务实的政治科学的旨趣“既不是向当权者提供明智的意见建议，更不是充当高高在上的牛虻，而是这样一种政治科学，它力图开启与公民同胞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在启迪他们的同时，也从他们那里获得新知。”它是一种严肃诚恳、开放包容的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过程，其核心旨趣在于涵育有着强烈“立法家”情怀、关心并积极参与政治行动的公民，而不是充满“怨妇”情绪的消极旁观者、怨愤者。

帕特南自己正是用上述原则使命的践行者。从《独自打保龄：美利坚社群的衰颓与重整》（2000年）、《和衷共济：复兴美利坚社群》（2003年）、再到《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2015年），相继高居畅销书榜，相关议题引发了广泛且热烈的跨界讨论。在哈佛教授群中，类似帕特南这样的公共写作者并非孤例，从早期的费正清、赖肖尔，到傅高义、约瑟夫.奈，再到晚近的桑德尔（Michael Sandel）、弗格森（Niall Ferguson）、艾利森（Graham Allison）。这样的公共写作不仅要求研究者具有较为深厚的学术造诣，还要求他们具备娴熟的文字把控能力，从谋篇布局到故事线索，写作者既要言简意赅稳健精到地将核心论题抽丝剥茧、层层推进，又要充分掌握读者的阅读节奏，牵引阅读者的注意力，使其完全进入写作者构筑的文本世界，循着故事情节的次第转换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精神共鸣。

得益于团队助理高水准的文字编辑能力和出版编辑的文稿编辑素养，《我们的孩子》在文体上可以说达到了炉火垂青的地步，加之两位中文译者田雷、宋昕已入化境的译笔，更是锦上添花，可谓中文读者一大幸事。从结构上看，《我们的孩子》围绕纵横交错的两大轴心展开：纵轴即“50年代”与“21世纪”前后四十年对衬，横轴即“穷孩子”与“富家子”人生故事的对比，每章论题都以具体而微的个体经验开篇，继之推演至一般性的学理分析，具体案例与一般学理彼此交融，既有“显微镜”，即深度聚焦，观察单个孩子及其家庭、社区的生活经验，又有“广角镜”，即涵盖多学科的智识资源，同时包容更多元的视角。

全书文字极具画面感，由近及远，又由远及近，镜头切换与论题转换相互配合，娴熟自如，天衣无缝。作者文笔简洁生动，要言不烦，读之如同观看一部牵动人心的纪录片。笔者这里建议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先阅读书末附识“《我们的孩子》的故事”和“致谢”两部分，帕氏在其中详细交代了整个调研和成书过程，读者会发现作者将丰富的个体生命感受充分融汇在整个调查研究过程之中，读之感人至深，相信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初学者都会启发多多；接着可以读第六章“路在何方”和第一章“美国梦：幻象与现实”，最后依次分别读第二（家庭结构）、三（为人父母）、四（学校条件）、五（邻里社区）各章，而全书核心论题正是围绕这四个方面展开的。

2《我们的孩子》：论题

《我们的孩子》聚焦的小群体，揭示的却是大问题。

《我们的孩子》的研究对象是“小群体”，即18岁到22岁的美国年轻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值高中毕业，刚刚步入成年，他们开始筹划自己的未来，是进入大学还是走向社会。他们身上都留下了明显的成长痕迹，他们的社会处境和精神状态无疑向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它，我们可以透视他们童年成长的环境，包括家庭、父母、学校、邻里等方面的成败利钝、利弊得失。

《我们的孩子》揭示的是“大问题”，即美国过去四十年累积起来的结构性危机：贫富悬殊愈演愈烈，阶级鸿沟不断拉大，阶层隔离触目惊心，社会流动举步维艰，穷孩子与富家子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天差地别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使得穷孩子力图通过个人努力改善自身处境的可能性几近于零，机会平等不复存在，“美国梦”濒临破碎，一个“穷人的美国”与一个“富人的美国”，彼此区隔、相互疏离，两个世界的孩子由于完全不同的成长经历，他们对他人、社会的看法也截然对立。

细思恐极，如果说今天的美国在为过去四十年不断积累的社会危机“买单”，那么可以想见，明天的美国也将不得不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为“两个美国”可能导致的恶果付出沉重代价，为此，帕特南发出如下警示：“阶级之间的机会鸿沟不仅会危及美国的繁荣，而且会破坏我们的民主，甚至是我们的稳定。”

富家子在畅想未来，从容构筑他们的诗和远方，而穷孩子连眼前的苟且都不可得，更别说对未来的希望。

克林顿港的“大卫”，18岁，从童年开始，父母离异，家庭破碎，居无定所，父亲酗酒、吸毒，最终因抢劫被关进大牢。由于无人照顾，大卫沦落为社会盲流，打架斗殴，结交狐朋狗友，寻衅滋事一度被关进少管所。在访谈中，帕特南和他的团队发现，大卫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种无可救药的坏人，事实上，他对九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渴望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关爱，但这些对他来说实在是过分的奢望。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大卫的女友意外怀孕，生下一女后弃他而去，而且后来发现这个孩子不是大卫自己的，即便这样，大卫也欣然承担其对孩子的监护责任。或许是因为面对访谈，大卫要故作男子汉的坚强，强作镇定，但生活对他来说实在是一部“狗血剧”，孤独焦虑，不堪重负，暗无天日，他要求不高，命运却对他如此吝啬，几无生存下去的希望，他在Facebook上的一次状态更新反映的才是他的真实心境：“我总是人生输家，我只想再感受下完整的生活，为什么却一错再错！我对生活竭尽全力，但却一无所获。完了……我他妈的真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