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芬兰以这个条约换取了内政中的“大换血”，一举将芬兰共产党驱逐出了政坛核心，从此芬兰共产党逐渐被边缘化，而苏联也默许了芬兰的这一决策（本身斯大林对芬兰共产党一直拉大旗扯虎皮的做法也不是很满意），外交上也意味着芬兰不可能在近期加入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在当时就是一个选边站队的俱乐部，一旦芬兰加入联合国，就意味着其必须在各种军事行动上有所表态，这与苏芬条约的主旨是相悖的。

其二，1950年上半年，杜鲁门在北欧的得力干将沃伦（Avra Warren）和芬兰谈成了一笔大买卖：为芬兰提供4000万美元的巨额贷款，在此敏感点上，芬兰的经济政策上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保持一定距离也就顺利成章了，这也是为什么中芬建交一直在1950年的下半年才敲定的重要原因。笔者斗胆分析，巴锡基维总统不可能对外交部门的有意迟滞完全不清楚，他事后表达的不满情绪很可能是一种政治修辞。

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政治上获得更大自主权的芬兰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重在参与的中国代表团受邀参加，五星红旗和《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奥运赛场上飘扬和奏响

结语

拥有波兰法国双重国籍的历史学家Krzysztof Pomian认为，在苏联解体之后，芬兰应该和天主教和新教传统治下的中东欧，如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后社会主义国家”划归为一类。

但其特有的北欧元素让芬兰天然地倾向于政治上更加开放自由、经济上更有活力的英美一方，在夹缝中生存的芬兰其实没有他们老东家瑞典那样好运：有着更宽松的国际环境。但其中的生存之道让他们反而有了一种“奇异”的独立性，那就是，在当代政治学术语中，有专门的一个词叫“芬兰化”（Finlandization），而没有“瑞典化”或者“丹麦化”，也可以反证芬兰走出了一条很有特色的外交道路。

文本就以下面另一则芬兰政治智慧的展现结束本文：

1997年和1999年中国完成了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交接，一国两制从理论走向了实践。当时最顶尖的芬兰政治学知识分子们马上就把港澳的经验推介到了国内：赫尔辛基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Risto Alapuro领衔，将港澳“一国两制”的核心精神写进了字典中有关“芬兰化”的词条中，在他看来，一国两制和芬兰化一样，代表了灵活而又有原则的政治理念。

在Alapuro“芬兰被抛向世界”一文中，他引用了Pomian将“芬兰化”和港澳一国两制相提并论的观点

虽然今天的芬兰和瑞典同样是被联合国承认的“永久中立国”，但他们的中立性和瑞典还不太一样，这是用无数芬兰人的鲜血和汗水换来的。笔者相信，鲜血和汗水不但培育出了芬兰人的“异类”品质，也能浇灌出中芬两国一种别样的友谊之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