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离婚中的“自由”二字是法意理念的表达，或者是一种法的境界的言说，换言之，它只说明了“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程序要件，而没有具体规定实体法律要件。而且对当时的离婚潮，各级党委并非没有心理准备，而且从司法解释和实践上，也确立了对离婚诉讼注重调解的程序原则，遵从了温情的人道主义关怀。

合作化时期《婚姻法》的宣传画

对待当时的离婚诉讼，如果用四个字形容就是“宽接严办”。在中下层社会的治理层面，要理顺旧时代遗留的反弹性、补偿性的爆发的婚姻难题，为历史还债，同时严格把控群众对离原因陈情的可操作度，这也是对有着悠久传统的“宁拆庙，不破婚”的尊重，而对党内的中高层干部的离婚案件，则更严加一等。

解放前的黄克功案和50年代的王近山离婚案，体现了我党在军内“从严治婚”的原则

那么，离婚表述是《婚姻法》史上的“阿基里斯之踵”吗？

笔者挤地铁去工地搬砖的途中，时不时会接过工作人员分发的地铁报随意浏览打发难熬的时光。几天前就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上海市黄浦区某孙姓女士，结婚一年多之后渐渐发现丈夫的一个小秘密：喜欢偷穿女人衣服。她实在无法忍受丈夫的这种易装怪癖，提出离婚，二人最终诉诸公堂。法院判决结果是丈夫无明显实体性过错，驳回了孙女士的离婚请求。这则看似不大的新闻背后指向了《婚姻法》60多年以来从不缺少争议的一个问题：离婚的法律要件是什么？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版《婚姻法》，其中对离婚问题的法律条文为：“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 应准予离婚。” 这是人民法院判决或调解准予离婚的原则和程序。这一规定清楚地告诉我们：准予离婚的案件，是以感情确已破裂为前提，调解无效，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表明一方或双方没有和好的愿望，说明了感情破裂的程度，此应当准予离婚。

再对照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版来看：“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在《婚姻法》基础上，2015年底通过了《反家庭暴力法》，图为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截屏

1950、1980和2001三个版本的《婚姻法》有关“离婚”条目的规定是很清晰的，1980年版着重强调了“感情破裂”是离婚的原则界限，2001年则细化、增加了可以判定离婚的四项依据，但总原则依然是“感情破裂”。

某种意义上，2001年版《婚姻法》对离婚一条的重大修改是当时30年法学界重点研讨的结果。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不少法律界权威人士就“感情破裂”的界定提出很多质疑，认为此四字难以裁量和操作。哪怕是追加的四项依据，也存在语义的模糊性，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裁定“感情”这种带有私密性质的、精神活动范畴，而不是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等实体性婚姻关系作为法律实施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