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保守主义”的初步实践

马斯克的世界秩序观，既不同于自由国际主义，也不同于孤立主义，可以被概括为“扩张性保守主义”，即向全球积极输出保守主义价值观。

马斯克本人也是这一理念的先锋，利用自身庞大的资本和社交媒体影响力，通过非武力的方式将保守主义政治影响延伸至多个国家，在全世界十几个国家扶植志同道合的保守派力量。

马斯克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试图打造一个跨国“保守主义联盟”。他成功推动德国、英国政治进一步右转，虽然这两个国家的保守主义政党尚未执政，但在最近的选举中得票率空前上升。

2025年1月25日，马斯克在德国选择党一场造势活动上发表视频讲话。美联社

与自由国际主义倾向于通过军事行动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不同，扩张性保守主义选择的是影子干预：不直接出兵，而是运用资本支持、舆论操控等方式影响别国政治走向。马斯克式干预并非以国家名义，而是以富豪个人或私营平台为载体，润物细无声地塑造他国选情。这种手法游走于官方外交之外，却实际改变着各国政治版图。

马斯克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反“觉醒主义”的舆论以及反移民情绪，推动“民族保守主义”的共同信念，这种文化输出在年轻一代网民中尤其具有影响力。更重要的是，马斯克痛批欧盟等超国家机构“侵蚀成员国主权”，呼吁各国民众热爱自己的国家，希望建立一个跨国的“爱国者国际”，每个国家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明。

马斯克热衷扮演全球保守主义教父。他主张铲除跨国腐败集团，重振被“全球主义”侵蚀的国家活力，从而维护世界和平。他多次公开抨击所谓“觉醒教条”和精英腐败集团，称传统精英为了私利不惜牺牲民众利益。

马斯克将自己塑造成“人民对抗权贵”的一方，宣称只有打破旧有的权力结构，才能释放社会活力。他在德国发表的文章就直言不讳地表示传统主流政党已让国家失败。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世界和平靠各国政府合作、多边机构调停来实现；但马斯克等人认为那些机构已被既得利益者绑架，成为侵略扩张的工具，反而滋生冲突。相较之下，他们主张和平必须通过在各国建立“为人民说话”的新政权得到实现。

在他看来，现在西方精英对俄罗斯采取的强硬路线只会加剧战争，倒不如由“理性”的民族主义者上台后直接与普京这样的人物谈判分治，以求止战。同理，在他支持的欧洲极右翼那里，也充斥着反对干涉海外冲突、要求聚焦国内的声音。他支持欧洲国家先清理门户，再各自为政，建设好本国，彼此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这样反而可以减少由意识形态对立引发的国际冲突。

不过，马斯克的世界秩序观也充满理想主义，我们也应该看到扩张性保守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思想使得多边主义机构的权威被削弱，国际合作机制遭到破坏，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下降。

多边框架松动后，大国更容易回归实力原则，在双边层面直接博弈，“交易外交”变得更加普遍。短期看，这种每国各表诉求的竞合状态可能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但长期也许形成新的平衡。例如，美俄可能通过默契划分东欧影响圈，美中在印太区域达成某种势力分配。这种均势不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类似19世纪“大国协调”体系的回潮。

当各主要国家的执政理念都偏向保守民族主义，全球议程将随之调整。以往聚焦的人权、女权、性少数等议题可能淡出高层外交辞令，取而代之的是传统文明、家庭伦理、反恐和主权独立等话题。但是核不扩散、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议程，则会被弱化甚至倒退。

我们要警惕的是，扩张性保守主义可能催生新的阵营竞争：一边是保守主义国家阵营，另一边是尚存的自由主义国家阵营。甚至出现一种前景：由美国主导的“民主联盟”转变为由美国领衔的“民族保守联盟”，而与之对立的是少数仍坚持全球主义和自由价值观的国家（也许包括加拿大、西欧、北欧等）。

目前来看，更可能的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步被侵蚀，各主要多边机制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若干松散但志同道合的右翼强国形成默契联盟。例如，特朗普将与俄罗斯缓和关系，与印度建立互信，同时优先拉拢像匈牙利、波兰、意大利、阿根廷这样的右翼政府，加强情报、防务合作，同时冷淡对待德国、法国等自由派政府。全球治理将出现“碎片化”，国际制度也会更加脆弱善变。

马斯克政治遗产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马斯克的“科技工业复合体”实践、“技术加速主义”思想、以及对世界秩序的改造，将会对中国产生多维度的影响，利弊兼有。

马斯克及其支持者可能认为，科技工业复合体有利于大大提升美国竞争力，创造更高的财富和价值，因此并不需要在科技上打压中国，甚至他阻止国会通过多项涉华法案。但是在实践上，美国并不愿意与中国进行公平的科技竞争，担心被中国超越。

近年来，美国对华竞争策略已从过去的贸易限制，升级为以遏制中国自主创新为核心的更具攻击性的手段。具体表现为所谓“三位一体的全链条封锁机制”，即同步限制技术出口、排除市场准入、阻断资本流动，试图全面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特斯拉超级工厂

科技工业复合体对中国的挑战更具隐蔽性和制度性，不易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侵略”，因此更难反制。军事威胁往往是显性的，中国可通过加强国防威慑来应对。然而技术封锁和规则主导权之争属于“灰色地带”博弈，美国往往以国家安全或公平竞争之名行打压之实，这使中国难以通过简单对抗来破解。

此外，科技工业复合体所推动的是一场系统性、长期性的竞争，对中国的综合实力提出更高要求。它不是通过一场战役即可分出胜负，而是在研发能力、产业生态、教育人才、制度活力等层面全方位比拼。传统军工模式带来的挑战更多在军事安全层面，而科技工业复合体可能让中国在经济、安全、外交等各方面同时受压，构成全局性挑战。中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和战略清醒，从制度、技术、国际布局等层面做好应对。

“技术加速主义”在美国坐大，可能会引发全球层面的规范竞争。长期以来，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倡导开放市场和自由创新，而中国更强调国家主导和安全可控。

在人工智能伦理和监管方面，如果美国的政策被科技资本影响，更倾向于宽松和鼓励创新，那么美国可能不愿签署过多国际限制协议；而中国则可能倡导负责任使用技术、加强监管，以体现“大国担当”。在数字贸易规则方面，美国可能推动符合自身企业利益的规范，而中国则坚持数字主权原则。这些差异都会投射到多边场合，形成全球规范的竞争态势。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加速主义思潮是典型的“师华长技以制华”，必然将会深刻影响中美博弈格局，给中国带来多重影响和压力。在马斯克等科技精英的推动下，美国正把争夺前沿技术主导权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意味着中国将面对一个在体制上更加动员有力、科技资源倾斜更多的美国竞争对手。

对于中国来说，这无疑形成了正向竞争压力：唯有加倍努力推进自主创新、保持本国科技发展的高速和质量，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不落下风。美国的“加速”将在客观上倒逼中国也要“加速”。如果美国通过技术加速主义实现了制度优化和效率提升，那么中国原有的制度优势相对价值可能被压缩，中国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治理效能才能应对。

无论如何，中美之间的制度博弈都将因为技术加速主义而进入一个新阶段——不仅比拼哪国技术更领先，也比拼哪种治理模式更能持续支持技术进步并造福社会。这场关于“技术—制度融合效能”的竞赛，将成为中美战略较量的新维度。

面对马斯克推动的保守主义国际扩张潮流，中国须以我为主、趋利避害，制定务实的战略。中国既可能从中看到机遇，也需警惕潜在风险。

一方面，美欧右翼之间的互助可能削弱西方传统同盟对中国施压的凝聚力。这意味着，来自西方的人权压力、价值观攻势可能减弱，给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空间。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场合多次捍卫主权不干涉原则，而保守主义者同样反对价值干涉，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立场暗合。

另一方面，中国也需看到风险：许多西方右翼势力虽然在国内反建制，但在对华态度上未必温和。每个国家的右翼政党内部都有欣赏中国和敌视中国的力量。右翼政党普遍反对本国精英，中国与每个国家精英群体和执政党的关系，影响了中国与这个国家的右翼之间的关系。例如，德国上一届政府较为反华，促使德国选择党在这一期间对中国态度变得非常友好，但该党内部也存在警惕中国影响力的声音。

马斯克是全球保守主义推手，他联手的美国保守派中不乏仇视中国者，中国必须警惕扩张性保守主义在某些领域对中国利益的冲击，例如技术脱钩以及未来美国可能在北美的领土扩张等。

同时，中国也应该加强对右翼民粹政党的沟通渠道，擅长与各国不同政治光谱的人群交流，避免因误判而陷入被动。中国可考虑在与此类政党打交道时突出务实合作议题，以经贸利益为纽带稳定双边关系，利用西方国家分裂的契机找到与西方不同国家相处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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