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移民潮的移民更加年轻化，平均经济状况也好得多。近半数移民与IT行业有关，绝大多数人都会讲英语。有职业的受访者中，45%从事IT行业，16%在艺术和文化部门工作，16%是管理人员，14%是科学家和教师，8%是新闻工作者。受访者离职的主要原因有：卢布贬值、国内经济效率低下、不愿意在俄罗斯交税来赞助战争，以及本来就有计划换工作。鉴于本次移民潮具有极端的政治化特点，不能排除收容国的俄语人口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会变得紧张。同时，新潮移民之间的互相信任度极高，他们更有能力组建互助团体。

重要的是要明白，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优秀的俄罗斯人”都离开了。最先离开的是那些有经济能力和职业能力的人。根据各种不同的估算，留在国内的反战俄罗斯人的比例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离开的主要是IT从业者和私营企业家。在这一群体中，活动家、记者和非营利性组织的工作人员相对要少得多。这些行业的许多代表仍然留在国内，继续他们的反战活动，而那些已经离开的人都是最有特权的人。还有一些是在俄罗斯受到刑事起诉的人（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因此，国内外都有反战的俄罗斯人，在当前局势之下，他们面临的最关键挑战就是保持相互间的团结和联系。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离开的人群中大部分是经济移民，与政治观点没有什么关系。然而，数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绝大多数受访者对政治感兴趣，并有积极参政的经历。超过70%的人在社交网络上很活跃，并签署了反战请愿书，大约一半（48.9%）的人在战前参加了未经授权的行动，26%的人甚至在2月24日之后还出来抗议。29.2%的人积极支持乌克兰难民，31.8%的人支持同胞。战前，62%的受访者支持各种非营利性组织（战后为40%）。

许多移民表示，他们在离开俄罗斯前面临着政治压力：工作中的压力是预防性谈话和警告，较少的是来自亲政府活动家的威胁、拘留和搜查。半数受访者担心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和传播有关乌克兰战争的信息而受到迫害。20%的人害怕军事动员，9%的人害怕刑事起诉。19%的人害怕在国内失去购买必需药品的机会。

大多数新移民对自己未来的处境表示担忧：72%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会有明显的恶化；70%的人不相信政治局势会有所改善；72%的人担心俄罗斯公民会受到歧视（但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在现实中遇到过歧视），许多移民感到失落和沮丧。与来自乌克兰的难民相比，他们不觉得在道义上有资格要求任何权利（更多指的是特权）。因此，他们大多依靠自己的资源和在抵达新国家后立即形成的关系网生活。

IT公司员工叶卡捷琳娜和她的孩子们离开了俄罗斯，住在从伊斯坦布尔的朋友那里租来的公寓里。图自纽约时报，SERGEY PONOMAREV/供图

国际制裁显然也影响了那些在战争爆发后立即离开俄罗斯的人。移民们无法获得他们的储蓄，而且汇款也有限制。他们的经济预期也相当悲观：30%的人在未来几个月将无法在经济上支持他们的家庭，大约一半的人预期他们的工作条件会变得更糟糕。程序员对未来有更大的信心，而医疗工作者则最没有信心。

尽管新移民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他们拥有一些重要的资源，在反战和民主运动中发挥潜在的作用。一些组织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倡议以帮助反战的俄罗斯移民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俄罗斯好人”护照的建议，这将使生活在国外且不支持战争的俄罗斯人能够避免受到制裁。虽然该倡议的发起非常不顺利，但它本来是可以取得一些成效的，如果倡议发起人没有犯一个重要的错误，即公开谴责那些留在俄罗斯的人，并指责他们与当局政权合作。因为这是在分裂、而不是在帮助他们在这个历史性的重要时刻团结起来，这样的言论加大了集体行动的困难。

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运动之一是具有分支和灵活结构的女权主义反战运动。然而，许多人仍然不承认它是反对派运动的正式参与者。

俄罗斯国内外“新”“老”反对派之间的代际分歧是建立并联式民主组织的另一个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要明白新移民比“老”反对派移民更年轻，后者早在2010年代初就已经移民到国外了。目前，“老”反对派移民与新潮移民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维尔纽斯论坛的参与者似乎还不能完全代表新一代的反对派、政治移民和活动家。

总之，反战移民潮已经促使了“后苏联空间”国家和一些欧盟国家中新的基层组织的成立。由于代际和价值观的差异，新移民不太可能成为前几波移民中俄语人口社区的一部分。同时，他们可能对老一代流亡政治家的想法保持警觉。尽管反战新移民面临着种种困难，但他们具有较强的集体行动能力与合作能力，且普遍具有一定的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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