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他们在入驻东南亚国家后仍表现出对母国深刻的依恋，这种依恋使他们不自觉地将自己“禁锢”在一个与当地社会相隔离的小圈子里。

尽管身在异乡，这些人的消费偏好、社交网络、精神寄托与在国内无异——日常吃着海运来的中国零食，刷着抖音，使用国内购物软件，在各类社交平台上激烈参与国内的舆论话题。中资派驻者通过这种方式来抚平内心深处的漂泊感及思乡之情，他们在受访时或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典型言论就是最生动的写照：

“即使身处东南亚，我也习惯于通过淘宝购买国内的日常用品，这其实与我在国内的生活状态并没有差别。”

“下班回到宿舍，打开抖音看国内的新闻，吃着海运过来的螺蛳粉，感觉自己从未离开过中国。”

“在雅加达的雨季，听着周杰伦，突然觉得祖国才是唯一的港湾。”

……

相较于“流动的”中资派驻者，扎根东南亚的华商并不存在迫切的“逃离内卷”的现实需求，也较少困于“飞地社会”，但当前中资企业的成规模涌入也唤醒了他们的母国情感基因，并寻求通过与中国的持续深度链接重新激发自身的奋斗意志。正如一位马来西亚华商在媒体上所说的，“（中国的‘卷’）激发平日悠闲的人们苏醒了，为生存为生活而更积极起来”。

无论是“流动者”还是“扎根者”，中资派驻者和华商对母国的情感都超越了传统家国情怀的单一叙事，演变为一种复杂的、工具理性与精神寄托相互缠绕的现代性情感。母国既是他们试图通过空间置换来规避压力的竞技场，又是他们安放灵魂、汲取力量的重要港湾。

2024年2月1日，中马两国100多名青少年组成的舞龙队，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市鸡场街上共舞一条近200米的“长龙”。资料图：新华社

在“强盛母国”下的“敏感身份”

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和大国战略竞争日益加剧，东南亚各国的对华心态愈显复杂，对华政策也更加频繁地摇摆。

一方面，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东南亚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和资金及相对先进的技术，促使其更加迫切地寻求深化对华经贸合作；另一方面，中国日益增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也引发了部分国家对于自身战略自主性可能被削弱的担忧，使其更倾向于使用“竹子外交”的对冲策略，在大国之间灵活摆动。

这些变化让身处东南亚的华商和中资派驻者产生了一种夹缝中生存的身份敏感性：一端是迅速崛起的母国，其影响力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网络与资源支持；另一端是他们经营、生活的居住国，其社会政治风向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存境遇与商业活动。

这种生存状态之下蕴藏着东南亚华商和中资派驻者关于身份认同和利益权衡的心理困境。

其一，他们对母国强盛充满期待，也夹杂着一些担忧。

从商业理性与情感归属出发，华商和中资派驻者自然希望中国持续强大。一个强大的中国意味着更坚实的商业后盾，比如更便捷的资本、技术与市场通道，以及在国际商业谈判中更受尊重的地位。

然而，这种期待的另一面是隐忧。他们担心，母国在与居住国发生主权、利益摩擦时展现出的强硬立场，可能会被当地有心之人恶意解读为一种潜在的威胁。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历史上东南亚地区曾多次因大国关系紧张或内部政治变动，引发针对华商和中资企业的排外情绪与经济抵制。

2023年1月，印尼德龙工业园内某中企遭打砸抢烧。 图源：社交媒体

其二，他们需要培养对居住国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敏锐感知和适应能力。

东南亚华商和中资派驻者需要学会敏锐地捕捉居住国对华政策的任何细微摇摆，理解当地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起伏。当居住国与中国关系融洽、合作深化时，他们的身份背景往往成为一种连接两地的优势资源；而当双边关系趋于紧张，或当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其身份则可能迅速转化为一种需要低调处理、甚至刻意回避的敏感标签。

这些使得他们必须时刻关注政治风向，谨慎地在公共场合表达立场，甚至在商业决策中也要纳入地缘政治的风险评估。一些受访的华商和中资派驻者基于他们的经验总结道，在东南亚生存和经营需要特殊智慧，既要善于利用华人网络的宝贵资源，又要养成内敛低调的处事风格。

东南亚华商和中资派驻者的上述心理困境，本质上是大国战略博弈在微观层面的投射。它揭示了在全球化的地缘政治时代，跨国商业身份已不再仅仅是经济交换的媒介，更成为承载着多重权力关系与历史记忆的、高度政治化的载体。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