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否有可能现实是因果倒转，即，工业制品出口和制造业生产增加值的表现差异其实是因，而投资表现差异其实是果？上文引述的“初级化”论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初级化”论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因素，使得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被锁定在出口初级产品的低端贸易格局上。如何回应这个判断？

概念上，从产出表现到投资表现的因果链条，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因为经济剩余外流导致投资能力不足，另一是因为投资诱因不足导致并没有外流的经济剩余没有被用于促进工业化。在发展研究文献中，“初级化”压抑工业化的经典事例，是所谓“旧国际分工（或殖民主义国际分工）”的国际贸易格局，其中落后经济体主要是生产和出口初级商品，以换取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工业制品。

“中国因素”——即面临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带来的竞争压力、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接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等等——显然并未导致经济剩余从其他发展中国家流向中国。因为前面对中国“走出去”的总体描述已经指出，与中国出口增长相伴随的是，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贸易条件其实是持续改善。

以安哥拉和巴西为例，一个是非洲、另一个是拉丁美洲向中国出口大宗初级商品以换取工业制品的典型，在2000至2013年间，安哥拉的价格贸易条件提高了158%，巴西的价格贸易条件提高了26%，而同期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却下降了25%。

显然，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制品出口和工业化表现不佳，主要是诱因问题，即是它们存在着深远的政治经济问题，阻碍了它们把从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所获取的收入有效地投资于工业化。

2016年10月5日，投资逾40亿美元的非洲第一条现代电气化铁路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正式通车，从投融资、技术标准到运营管理维护，全部采用中国标准，这条铁路通车，标志着中国铁路首次实现全产业链“走出去”。

欠缺根据的“削弱论”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在生产性投资方面的显著差异，也可以作为证据，反驳上文所述的“削弱论”。该论点认为，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廉价劳动力，在这种竞争压力下，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只能被迫压低本国劳动者的工资。于是，一个“逐底竞争”（又称“比贱竞争”）的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其底限被认为是由中国的劳动条件和工资水平所决定的。

这个论点显然不符合前述中国国际贸易的特征。其一，中国工业制品出口中增长最快、所占比重已经达到一半的产品类别是“机械与运输设备”，按照相对劳动生产率标准，其生产部门并不能简单归类为劳动密集行业。

其二，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制品出口依然快速增长，中国依然获得巨额贸易顺差。

其三，最重要是，在工业制品出口和对外投资快速扩张期间，中国的工资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快速上升。在2000年到2014年的出口大扩张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1.2%，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0.3%，二者的增速都超过了实际人均GDP的9.2%年均增长率（见图5）。

图 5. 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实际工资指数 (2000 = 100)

（数据来源：人均实际GDP和城镇工资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农民工工资数据来源于各年《农民工监测与调查报告》，以及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1979-2010”，《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7期，47-67。）

在汇率升值和工资上升的条件下，这段期间的出口大扩张和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显然是有赖于生产率的快速进步。事实上，以平均每一劳动者所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在2000-2014年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达到超高速的9.3%，显著地高于之前1978-2000年的7.7%水平。可以想象，出口、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加速，是与同一期间生产性投资的增长加速相联系的。

综上所述，所谓“削弱论”现实根据不足，其可信度远比不上本文提出的对立论点，即：中国的生产率增长、产业升级和出口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驱动力是生产性投资。即便其他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迫于中国工业制品的竞争，不得不削减劳动者工资，但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不是竞争本身，而是这些国家的生产性投资不足。至于投资不足的原因，那应该是源自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也即全球范围的经济金融投机化、新自由主义，这需要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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