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事体大、不容有失”——可以说，对于特区的管治权，北京的观点是再明确不过了。正如阎小骏评论的那样，“在八十年代国力那样弱的情况下都不曾在’主权治权不可分割’的问题问题上退让半分，怎么可能在21世纪的今天、在管治权这个核心议题上让步？”

用这位学者的话来说，“香港归根结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直辖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北京有完全的主权和治权；香港既不是受保护的’自治领’，也不是独立或半独立、享受’次主权’的政治’异邦’。香港社会要寻求进一步的生存、发展和自治空间，就首先必须坦然接受这个最基本的政治现实。”

如果说罗大佑一曲《皇后大道东》，唱出了部分港人回归前的犹豫与彷徨，那么回归后，香港社会有些人思想却翻转180°，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认知存在“过高想象”，也就是对高度自治权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有香港本地人士语带反讽地撰文说，以为回归就是“换一换国旗区徽，改唱义勇军进行曲”而已，这些已充分表达了“我们那份澎湃的爱国情操”，恕难做得更多了。

这种“回归”认知多肤浅虚伪呢？我们不妨再回溯一下历史——

1984年，邓小平这样说：“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时，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对照现实，“初心”仍具启示意义。最近多次出现的香港球迷嘘国歌事件，便是对其反讽的极度反讽。而有人在抗议中展示港英时期的殖民地旗帜，打出“鸦片战争万岁”和“南京条约万岁”的标语，对中央和内地民众的刺激伤害，更是难以估量。

事实上，经历2003年的国家安全立法争议、2010年的政改争议和2012年的国民教育课争议后，2014年的全面管治权论述，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与时俱进的时代背景。如果抱着刻舟求剑的思维看“一国两制”，恐怕行不通。香港社会要寻求进一步生存、发展和自治的空间，首先就必须坦然接受这个最基本的政治现实。

别忘了，港澳虽没有实行人代会制，也没有搞“三权分立”或联邦制，但高度自治并非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更不是特区固有的权力，而是来源于中央全面管治权的授权。

毕竟，“五十年不变”，不等于五十年放任不管。

这些年香港社会的非法“占中”、旺角暴乱、个别候任议员宣誓时辱国，凡此种种，正应了邓小平的话，某些势力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中央当然要及时亮剑，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坚决遏制和打击“港独”势力，定分止争、释疑解惑的效果背后，体现的就是“全面管治权”的力量。

换言之，这是中央政府一以贯之的政治底线，也是已经成为现实的政治操作。

现实

明治病之术者，杜未生之疾；达治乱之要者，遏将来之患。用好全面管治权，中央和特区形成良性互动，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全面管治权必须得到香港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根据阎小骏的观察，香港社会运动的不断激化和“港独”势力的泛起，对香港特区的管治形成新的干扰，这种干扰“对两地之间的政治互信杀伤力非常大”——

比如，有些境内外势力“打着红旗反红旗”，故意混淆、曲解“一国两制”的初心，对全面管治权横挑鼻子竖挑眼，发出“香港只有一国、没有两制”之类的奇谈怪论，臆度中央收紧高度自治权，甚至“全面接管”云云。再加上香港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竞争、收入分配不均、住房置业困难等带来的社会分化，很容易转为对政府和相关政策的不满。这些，对港澳尤其是香港建立足够的政治认同，形成了不小的挑战。

从构建认同到知行合一，都需要足够的信心、耐心和智慧。用这位学者的话说，“一个与国家主体政治秩序离散多年的现代都市，要重新整合进政治主体的制度体系和宪法秩序，同时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这本身恐怕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和艰深的政治难题之一”。

面对挑战破解难题，就要确保“一国两制”的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战略定力，牢牢牵住“全面管治权”这个牛鼻子。在岛叔看来，这也是习近平特意点明“全面管治权”的内在原因。过去我们谈“高度自治权”多，谈“全面管治权”少；如今，在舆论引导和思想意识上，这个纠偏则是必须首先完成的。

文／东鲁虬髯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