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好！几天不见，抱歉！让大家挂心了。

这几天我在山中静思。由于这段时间的纷纷扰扰，我需要在完全安静的状态下，以宁静的心面对自己，仔细检讨这段时间的种种，把问题的所有层面再看清楚。也想清楚该如何继续出发，走我该走的路。

我是带着许多问题与困惑来静思的。几年来我心头一直有着许多疑问，我们社会有那么多良善的面向，比如志工的无私奉献，民间的敦厚人情，但一旦进入政治领域，这些好像都变了。我们社会为何可以如此容忍政治人物的不真诚？如此的翻云覆雨？我常想，无论马英九的个人和施政，各界有多少不同看法与评价，他毕竟兢兢业业，清廉自守，为什么这样一个人的民调和民间声望，竟然会低于极度贪腐弄权的陈水扁？人民为何如此苛责于马而宽待于扁？这公道吗？何以李登辉在每次背信忘义和数典忘祖之后，却都能得到曲意回护，乃至于他终于敢说出古今中外一个领导人，所能说出的最恬不知耻的话？而在他背叛国人，贻笑中外之后，为何泛绿朋友还能宽容？他们究竟怎么考虑这个涉及忠诚与公义的问题呢？还有公义吗？还有是非吗？ 

我在想，圣经里呼吁人民要高举公义的大旗，这面大旗为何不能真正在台湾高举？是台湾还不够民主？还是转型正义做得不彻底？又或者这二十多年来，由于我们没有处理好身分认同与两岸关系何去何从的大问题，以致让政客们得以任意煽动人民的情绪？坦白说这二十多年以来，台湾的社会不就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民主内战吗？当认同成为内战的主要诉求时，把切割式的认同视为最高价值，对不认同自己者，视为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因此，人与人间基本的道德，政治人物应有的规范，社会其它良善的价值，是不是也就变得都不重要了呢？ 

这些问题都常让我辗转反侧，最近尤其深深困扰了我，于是我知道我必须先清澈一下自己，否则我内心无法宁定，必然无法走好往下的路，所以我选择了暂时放下一切，静思自省。 

也许人在心定下来之后，格外会看清楚一些事。几天下来，我益发确定我们这个社会真的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这个病若不赶快救治，就要病入膏肓了。而我处在斯时斯地，就没有逃避的余地。

前天我看到了一段影片，是李登辉过九十岁生日的画面，在祝寿者中出现了两位他的衣钵传人。一位是民进党的蔡主席，另一位则是宋“省长”。这画面总让我感到一种特别的感慨。

李登辉先生曾用血书宣示加入日本皇军，后又加入过共产党，后来背叛了他的同志，也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当然也点滴在心。他担任过台湾地区领导人，但他却赞扬皇民史观，附和军国主义，完全无视于军国主义曾为中华民国带来的灾难。之前他主张钓鱼岛是日本的，将国土拱手送人，前些天又宣称原来他效忠的是日本。这种政治背叛与卖国行径能不令人瞠目咋舌？至于蔡主席，是李先生的爱徒，她为李先生炮制了切割两岸认同的两国论，也曾宣称“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现在却又回来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了。她一直到今天，都还不愿吐露她心中对“中华民国”的真实看法。我感到奇特的是，我们的社会好像也不以为意。老话说“风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心之所向”，当庙堂人物公然以翻云覆雨为能事时，社会怎么会不生病呢？但是，我也不禁要问，究竟是甚么力量使得这些人还能如此堂而皇之地呼风唤雨呢？

最近发生的高中生反课纲微调行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二十年前，民进党以民主为名，发动了党政军退出校园的运动，希望还给校园纯净的空间。二十年后，国民党真的退出校园了，但民进党却进入了校园，还不只进入了大学，更进入了高中。他们发动大学生学运也就算了，现在还要鼓动未成年的高中生来发动学运。而且这个学运想推动的内容是甚么？是要反对依据“宪法”所订定的课纲，而改依日本的殖民史观来订定课纲。这些可都是涉及国族认同的史观大问题啊！更甚的是，当这个学运不幸有人轻生时，民进党还希望踩着血迹来扩大战果，我们的社会好像也依然不以为意。像这样可以把政治黑手伸入未成年人世界的行径，是甚么心态让我们社会居然可以容忍呢？ 

这些事例，这几年来实在太多了，媒体上整天连篇累牍的造谣污蔑，网路上各种不负责任的批评谩骂，我们好像都不能遏止，这个社会似乎在某些领域就是陷入了歇斯底里状态，整个价值也都陷入了混乱。前些天一则报导说，我们现在的老师们职业成就感越来越低，因为在许多家长的霸凌下，老师们已经不敢管学生了。其实何止老师，任何涉及公领域的部门，不都有着同样的感慨？前些天台风灾后，有多少维修人员被包围，被打，只因为没有先去维修某些人受损的灾情？我们都知道这些事并不是社会的常态，但是只要涉及了公领域，我们社会好像就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曾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危机社会，我们内外在的挑战极多，包括我们存在着安全的威胁，我们的经济存在着停滞的现象，我们有高龄化、少子化的问题，我们有贫富差距扩大的危险等等不一而足的问题，这些都是事实，也都需要有良好的政策与决策的执行品质，才可以逐渐解决这些问题。可是坦白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因为更重要的是我们社会存在着撕裂的危机，这撕裂的危机已经造成了政治上的恶斗、公共事务上的无法决策，乃至意识上的分裂与人民间的仇视，这些问题已经深深困扰着我们，但大家却又似乎束手无策。我上面所说的种种现象，就是明显的例证。

这次闭关，可以说我把这个问题看得更透彻了。我说我们的社会病了，我们的社会真的病了，各位试想，如果社会不在意真诚，我们哪有信任？如果社会不在意是非，我们哪有道德？如果社会不在意理性，我们哪有方向？如果社会不在意因果，我们哪有明天？

我们的社会真的病了，“病因不在政策，而在政治，更在我们这些从事政治的人”。很多人都说，那些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的重要官员，比如孙运璿、李国鼎等前辈，如果在今天的政坛，他们也一样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就算再会拟定政策，也没有政治空间可以让他们挥洒。所以我们是病在政治，政治上有太多人不择手段，视不真诚与反覆为能干，视能卷起风潮以谋取政治利益为本事，上可以背叛国家，下当然就可以党同伐异，上行下效的结果，国事也就不堪闻问了。

如果说这个病还只是一些个别的人的不择手段，也许还好。但是我很清楚地看到，它已经发展为一种“民粹政治”的结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可以因为一个部队管教不当的事件而把军法整个给废掉了，这是一种成比例的理性决策吗？可是民粹政治已经成为一头怪兽，只要发动，就没有人可以抵挡得住，它以摧枯拉朽之势，成为最重要的决策方式。

而且很不幸的，这个民粹政治的发动力量，主要掌握在绿营人士以及部分所谓的名嘴与媒体手里，他们拥有定义敌我的权力，于是民粹的刀锋所指，对象就很快被辗成碎粉。这当然不是说绿营有多厉害，之所以造成这股民粹的狂潮，绿营固然要负相当责任，蓝营的放弃抵抗，乃至部分有影响力人士的推波助澜，恐怕也要负起同等的责任。

所以不只社会病成了这样，我还看到我们的党也病了。也许各位还记得，我六月十日在“中央”党部的讲话，我说这么些年我们的党在立场上是不是产生了漂移，我们“是不是总在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了，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了，也在不该姑息的地方姑息了，更在不该放弃的地方放弃了”。的确，这些年来，我们的党经常让外界感到是软弱的、媚俗的、没有立场的、遇到压力就立刻退却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课纲问题，我们的“教育部”遇到了压力，就只好同意新旧两案并行，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让违背宪法的课纲与遵守“宪法”的课纲并存。为甚么会如此呢？

这段时间以来，在这点上我的感觉更是深刻。这段日子，有不少人好意地告诉我，选举的首要目标就是胜选，只有赢得选举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因而胜选是唯一的真理。也有人用他的经验告诉我，我们台湾人民“好骗不好教”，不要谈太深的道理，人民是听不懂的，要迎合多数人的想法，才能得到选票。是这样的吗？我了解他们是关心我，也希望我能够胜选。静思期间我不断地问我自己，选举要求胜选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们该要一种甚么样的胜选？台湾这二十年来经常有选举，胜选的人无数，领导人也换了好几位，他们都胜选了，台湾却每下愈况，请问这样的胜选有何意义？

坦白说，我们许多同志对民粹狂潮不是无感，但的确有很多人总认为这些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难在短时间内厘清，而在选举频繁的状况下，也就常常因循而不去解决了。渐渐地当话语权落入了绿营手里，就成了积重难返的局面。于是从先前的忍辱负重，然后不断被软土深掘，到最后甚至有些人也变成这股民粹狂潮的俘虏，也跟随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述，转而质疑自己原本的精神与立场，也让国政的处理，陷入虽为多数党，却形同是少数党，让台湾大方向沦为绿营所操控的局面。然而大家思考过没有，如果这样的民粹狂潮继续延烧下去，台湾将会是个甚么样的结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