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既有经济发展理论和城市化理论的传统观念。依据刘易斯经典的二元经济模型，城市现代产业能够提供高于农村落后产业的劳动报酬，因此会推动劳动者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启动“城市化”进程，实现经济增长——二元经济结构将最终消失。而我们前面的介绍表明，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可以顺利完成这一过程。仅存在劳动者收入水平差距，不足以启动一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二元经济不会自动消失。因此，相应的人口规模优势，和剩余劳动力资源，并不能自然而然的转变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使是推行相应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难以实现。在这方面，印度和部分拉美国家就是典型的案例。

如果将中国与印度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关键性的制度差别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那就是农村土地制度的差异。相对于中国的“土地革命”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印度的土地私有制大范围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没有土地权益的佃农阶层。这种情况下，很多农民在进入城市就业的同时，就失去了乡村经济所提供的保障条件。在城市失业的人口难以返回农村生活，容易进入城市贫民窟，对城市化进程造成阻碍。其中的风险也反过来强化了农民对于农村经济的依赖，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能力和积极性，导致印度的人口规模难以有效的转变为人口红利。

相比之下，中国的农民工流动，具有水平较低但是非常普遍的“土地保障”。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随时可以返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其土地经营权为城市就业提供了水平较低但客观存在的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正是这个保障因素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工群体——也使得城市在推进产业扩张的同时，几乎不需要顾虑经济波动形成的就业压力和社会保障成本，从而为中国以最快的速度释放超大规模的人口红利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中印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两国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性投资存在天壤之别。中国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产业园区和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政府撬动企业的大规模生产性投资提供了关键的物质条件。这其中，城市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土地收入归公，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关键的体制保障。政府将主要财力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性投资，也体现了中国经济体制以生产中心的政策导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形成了以产业资本为主导的“世界工厂”模式，明显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以金融资本为主的金融化模式。

可见，中国的“超剥削”和低工资之所以能够形成经济的高增长，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其体制背景不仅在于中国体制中存在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更在于这些得以实施的前提和基础是中国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的农村土地公有制、土地权益均等化和城市土地收入归公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许这种社会主义土地制度才是中国得以“抵抗”新自由主义，没有像拉美各国那样因为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陷入衰败的体制背景。

三、“超剥削”只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吗？

除上述体制性因素，另一个关键的逻辑未能引起充分重视：“超剥削”不仅是上生产关系问题，也是一个生产力问题。在我们批评“超剥削”的制度背景的同时，可能忽略了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中国的“超剥削”并非中国改革开放“与生俱来”的现象；超剥削的形成和消失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流动，尤其是跨区域的农民工流动，是中国劳动者报酬低于城市生活水平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超剥削”的主要体现。而这种现象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并未如此普遍。一个已经被忽略的基本事实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中国农村剩余劳动的转移主要流向本土的“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成为当时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重要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农民的劳动力消耗和劳动力再生产都集中于农村，是当时乡村经济系统中的构成部分。劳动报酬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状况并不突出。同时，农民工也未形成对城市就业的压力。然而，这一时期的生产力水平是相对较低的——今天我们批评中国制造业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同时，容易忽略一个重要的经济史事实：1980年代和1990代初“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时期，才是中国完全依赖劳动力成本的典型时期。今天“乡镇企业”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大量的乡镇企业随着实力的提升进入城市产业园区。更高条件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构成部分，完全依赖劳动力成本的乡镇企业已经失去其竞争优势。生产力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部分农民工所在地（家乡）的生产条件严重滞后于先进地区，大量农民工需要通过跨区域流动寻找更高的生产条件与合适的就业岗位。可见，导致农民工流动的关键就是跨区域的生产条件差异，即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简言之，“超剥削”背后存在一个重要的生产力逻辑：劳动力所在地的生产力水平严重落后于其流向地的生产力水平，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明显超越了城乡双向流动形成的成本。

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超剥削”背后还包含着生产力发展对劳动力价值的影响。不同生产力水平所对应的劳动者素质和劳动力消耗程度不同，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也存在相应差异。农民工从低生产力地区向高生产力地区的流动过程中，面对的生产流程、技术条件和操作难度不断提高，也对农民工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高强度的劳动力消耗，对应着更高的生活水平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如果考虑到培养子女的劳动力再生产支出，那么，随着一国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人们对未来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期望提高，其劳动力再生产的支出水平也会相应更高。同时，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也要求劳动者需要参照更高生产力水平所要求的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消耗程度，确定其子女的劳动力再生产水平，为其子女提供更高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这一背景，也在客观上导致劳动报酬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超剥削”现象愈加突出。

综上所述，“超剥削”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不平衡）的结果，是一个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因此，终结“超剥削”的关键，不仅在于推动相应的“阶级斗争”，降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更在于解决其背后的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当然，这一问题的解决不需要实现生产力发展的完全平衡，只要两地之间生产力水平差距低于劳动力双向流动成本就足以改善这一问题。在笔者看来，金融危机后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的关键也在于此（详见本文第五部分）。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要的概括：新自由主义政策对“超剥削”的出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不能构成其“充分条件”。中国农村土地公有、土地收益均等化、城市土地收入归公和以生产为主导的政策导向等社会主义体制背景，才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中国“奏效”的关键。“超剥削”是这一体制支撑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阶段性现象。简单将“超剥削”归因于“新自由主义”，可能忽略了中国抵抗新自由主义的关键性途径：社会主义基本体制和生产力的发展。

四、阶级斗争能抵抗新自由主义吗？

在讨论中，阶级斗争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受到重视，并提出了“谁来抵抗”的问题。客观分析这一问题，需要了解一下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史与核心特征，分析劳动反抗资本的阶级斗争能否抵抗新自由主义体制。

潘毅老师和卢荻老师已经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史进行了比较清楚的概括。这里我们明确一点：从既有的概括中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的演变过程体现为“资本—国家—劳工”三方权力结构的演变。二战后“调节型积累体制”的核心特征就是国家对于劳工的赋权。工会的“集体谈判”获得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同时，工会组织等劳工团体又通过选票和社会运动对政党进行支持，形成国家政权与劳工组织相配合治理资本强势的权力结构，即资本、国家和劳工“三方制衡”的权力结构。新自由主义的基础就是国家政权重新打击工会和工人运动，从而导致“三方制衡”权力结构瓦解，将资本的权力“解放出来”。基于上述认识，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可能存在习惯的“逆向思维”：重新将国家政策导向对劳工和工会组织的支持，重建“三方平衡”的权力结构——这似乎可以回答刘世鼎提出的“谁的抵抗”，或者“由谁来抵抗”和“如何抵抗”。

然而，讨论中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国家重建“三方制衡”权力结构已经越来越难——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史表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这种“抵抗”已经很难奏效。虽然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政权强化资本权力的政策导向。但是并不能以此认定国家政权依然有能力重新将资本装回“三方制衡”的“笼子”里。随之而来的资本全球化扩张和金融化过程，推动新自由主义从一国范围内的积累体制上升为全球性积累体制——资本的权力已经明显超出国家政权的治理范围。早期新自由主义体制中资本的强权很大程度上与本国的非正式劳工有关——国内的非正式劳工形成了对正式劳工的替代，以劳务代理和劳务外包为代表的“灵活就业”使资本在工资的议价谈判中“全身而退”，形成强权地位。而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和跨国劳务外包的兴起，跨国“边缘劳工”已经逐步替代国内非正式劳工成为劳资权力结构的“外部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政权已经由资本的“管理员”演变为资本的“服务员”，一国经济社会已经从资本赖以生存的“立足空间”演变为仅供资本选择的“投资环境”。除非各国政府协调统一，否则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流动，可以通过“用脚投票”将某一地区的经济“边缘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寻求新的“投资环境”。如果说早期的新自由主义体现为资本以“安分的劳工”替代其他劳工，导致“去工会化”，那么，上升为全球性积累体制的全球新自由主义则表现为以“安分的地区”替代其他地区，导致了政府退出市场监管的“小政府”思潮。

除了全球化趋势，金融化趋势的推动也进一步弱化了工会和国家对资本的约束能力。金融资本对实际经济的掠夺绕开了产业资本需面对的产业工人和工会组织，其统治方式和获利渠道更为“间接”。同时，政府财政支出和工人的福利保障，又反过来受到资本市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受控于金融资本。简言之，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推动下，保留国家对工会组织的支持，允许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存在，也很难重建“三方制衡”的权力结构，难以实现对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对抗。例如，多数西欧国家和部分北欧国家实行的“社会新自由主义”体制，执行了私有化、自由化和金融化政策，但保留了工会的集体谈判和影响力。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劳工群体的社会福利。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体制还是表现出了明显的资本极权化特征。这些欧洲国家实施自由化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加入欧元区后放弃了国家调节的货币政策。而这些国家劳动群体的社会福利依赖于国家财政，财政收入则受制于国债市场。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的压力，各国政府被迫压缩劳工福利、延长退休年限、加速国有资产私有化、缩小政府的支出规模与权力范围——资本在危机后的利益分配中获得了全面胜利。工会和社会群体虽然可以通过选票和社会活动参与博弈过程，但其影响只限选择向资本让步的具体执行者和执行细节，无法改变福利损失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