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本地劳工质量难以符合市场要求。

一方面，本地的工人没有过硬的劳动技术。缝制背包最好能是工作时间长、熟练的缝纫工，但是熟练工一般都去了广东等发达地区，不会留在家里。

另一方面，本地工人的社会关系、家庭都嵌入在当地，无法保障有效的工作时间。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半劳动力，一边在工厂打工，一边照顾家庭，老人小孩一有头疼脑热，就要请假回家照顾。据罗老板描述，有次春季流感，7个工人请假照顾小孩，并且无法预期请假时间；有一个员工办酒席，全厂都要放假参加，为此就要停工一天。

在深圳办厂，工人的劳动时间是能充分保证的，并且企业主也会采取各种办法激励工人多加班、多领工资；而在农村社会做不到这些，劳动时间要被本地的生产生活所切割。由于人工少、质量差，订单因此只能完成一半。 

再次，物流速度慢且成本高昂。

罗老板表示，以前在深圳的时候，上午订购的原料，下午就能到，不会耽误生产；现在，上午订购原料，三天后才到，中间经过许多中转站，根本跟不上生产的节奏。并且，在小镇办厂的物流成本在170元/m³左右，远远高于在深圳的成本。这是因为，深圳当地有发达的产业配套，产业链齐全完整，并且物流行业发达，而小镇上却没有相近产业配套。

现在，罗老板的厂里有20多个工人，单单自己家亲戚就有7个，剩下的都是朋友关系。人数不够，罗老板和老婆只能亲自上阵，有时父母也会参与进来，加班加点。外地老板过来一看人这么少，就担心无法按时保质完成，订单也就越来越少了，生意因此也越来越难做。

县域产业振兴遭遇结构性困境

如今，全国中西部地区，各个县市都在提倡“工业兴县”，创建工业园区，但是却几乎都遇到了一系列困境。

村民们很清楚，“一百个创业的，只有一两个能够成功，不是谁都能成功的”。罗老板遇到的困难也是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县域在招商引资时都会遇到的困难，换言之，这是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困境。

之所以说是结构性困境，因为背后的原因是一致的，且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产生的。

第一重，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制约。

当前，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中西部农村地区大部分年轻人均前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农民离土又离乡，进城又进厂。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地区人口转移到城市务工经商就已是大趋势，因为城市收入远远高于在农村务工收入。

一方面，东部地区产业发展早，产业链完整，产业配套齐全，务工机会多。并且随着人口的聚集，工厂周边的商业、服务业也发展起来，增加了务工机会。

2017年笔者在浙江玉环市调研，当地村庄的一个劳动模范竟然是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他一个人打了三份工——白天在一家超市当售货员，中午回村里的养老院帮忙打饭菜，晚上给一家餐馆打扫卫生——一个月工资五千多。一家人外出打工，所有的劳动力都能参与到劳动市场，赚取不菲的收入。

另一方面，沿海发达地区的平均工资远远高于中西部的县乡。这就导致了这些工厂很难在当地找到熟练稳定的技术工人，这些工人高度嵌入乡土社会，劳动技能缺乏，劳动时间不稳定，劳动意愿不强烈，工厂的生产时间和生产效率难以保证。

第二重，全国统一商品市场和技术市场的制约。

现在中西部地区承接的产业是东部地区淘汰的落后产能。换言之，产业转移的核心是将技术带回中西部地区，换了一个地方生产，但是市场规模依旧没有变。

类似于罗老板的创业是将发达地区的经验技术带回家乡，市场依旧是外部地区，并且是高度饱和充沛的。而在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和技术市场形成的条件下，哪里有利润，商品和资本就会向哪里流，中西部地区目前已经缺少商品市场和技术市场的超额获利机会。

与皮具加工相似，中西部的工业发展主要是沿海地区过剩和排斥出来的低端制造业，比如制衣、饮料、电子配件等。而低端制造业目前在全国本身就面临着发展瓶颈，在产业基础条件不成熟的中西部发展，更为艰难。

这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东部地区的创业不一样，当时的市场需求旺盛、充分，创业易成功，而现在中西部地区承接的是过剩的制造业，市场份额小，竞争又激烈，发展十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