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伪命题的传播，有其自身的时代背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分化，在某些话语体系构建起来的中产阶级想象中，体育运动形成了一条鄙视链，马术>高尔夫>冰球>棒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广场舞，这种鄙视链的基本标准是运动装备投入越昂贵则越是高级运动。

“憨豆先生”与广场舞（图/新浪娱乐）

如果这套话语体系掌握了主导权，那么很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被国球热潮调动起来的广大群众在水泥球台上用简陋球拍打乒乓这种群众体育被视而不见，中国体育体制为社会中下层提供非常广泛的“体育改变命运”选择被视而不见，“高端”运动的场地和机会不足反倒成了群众体育不发达的证明。

当然，群众体育确实还存在许多不足，但这基本上没法由竞技体育背锅。在房价飞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运动场地的不足显然不是体育部门可以解决的问题。而由于市场化竞争中劳动者工作压力巨大导致缺少锻炼时间，我们也很难想象体育总局可以发函给各单位出面处理。已经建成的诸多运动场馆不能充分对公众开放，这也需要考虑各类场馆的多元化产权机制，以及开放给产权单位带来的复杂问题。

至于由于体育运动中出现的一些伤害性事件形成的学校担责判例，导致学校普遍不敢开展具有对抗性的体育运动，我们就更加不可能要求体育部门凌驾于司法之上了。

发展体育运动，在当代社会中除了“增强人民体质”这一大众健康方面的考虑之外，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发达的体育市场也离不开竞技体育的好成绩。在成绩上不能领先世界，就无法在商业上对外输出关于这一体育项目的偶像与价值观，也就不能在全球化的时代占据大范围的市场。

一个最生动的例子就是，不允许引进身高超过2米外援的菲律宾篮球联赛，无论在国内多么热闹，永远也无法获得菲律宾以外的市场。从这一视角来看，折腾无疑不利于体育产业的发展，而在与此同时体育总局所实施的对于足球的转会限制和强制安排年轻运动员上场，也同样在破坏体育产业。

上面的分析，并不是要指出中国现行体育体制是完美而不需要改革的，只是要指出，无论如何改革，都应该实事求是的进行。

如果一方面对于传统优势项目按照西方职业体育的“扁平化管理”来改造，另一方面又对于充满失败教训的中国足球拒绝发达国家经验而实施闭门造车式的改革，一方面试图否定被实践已经证明对于获取好成绩行之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又以追求好成绩来论证新制度的正当性，这种自相矛盾的“为改革而改革”就是值得高度怀疑的。

结合一系列改革举措来看，体育体制的改革似乎一定程度上陷入为否定过去而进行改革的迷思，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立足于另一套话语体系对中国体育体制的批判，因而急切地希望以激进改革为自己正名。当面对另一套话语体系失去了对中国体育体制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时，我们也就很难期待实施着这条改革路线的体育管理部门能够实现习近平总书记的期望：“让体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强大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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