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林立】

一

2月20日，一名自称“自由女诗人”的女子在微博爆料，她在给江苏连云港《苍梧晚报》投稿时，被该晚报男编辑性骚扰。2月21日，《苍梧晚报》在其官方微博发表致歉声明。

其实，不少中国人不习惯使用“性骚扰”这个外来词，而更习惯使用本土色彩更浓郁的“调情”。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五十七回的标题“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冷郎君惧祸走他乡”中就用了这个中国式“性骚扰”的专属名词。

这一回说的是两个美丽的男子贾宝玉和柳湘莲在说悄悄话，共同缅怀另一个香消玉殒的美丽男子秦钟，而一个不识趣的丑陋男子薛蟠看上了柳湘莲，手上拉拉扯扯，嘴上不干不净。小柳儿，陪哥玩会，想当官还是发财都和步步高点读机一样so easy！然而，金陵业余武术高手柳湘莲不甘被辱，把薛蟠骗到偏僻地方痛打了一顿，请他喝泥水，然后跑路了。

为什么性骚扰的受害者柳湘莲反而要跑路？因为薛蟠是四大家族的核心成员，有钱有势。薛蟠曾经为了抢人老婆把人打死了，不但没事还大摇大摆地去姨妈家玩耍。薛蟠被柳湘莲打后就放出话来，要拆小柳儿的房，要小柳儿的命，要和小柳儿打官司。犯了故意伤害罪的柳湘莲能不“畏罪潜逃”吗？！

反性骚扰，除了打架跑路，还有什么招？没练过功夫的女子怎么办？王熙凤有办法。贾瑞贪恋王熙凤的美色，玩起了偶遇的老套路，从假山里窜出，用暧昧的语言调戏王熙凤。可是他调错了对象，这不是贾府的小丫鬟，而是荣国府集团的CEO。王熙凤何等人，哪能任你“调情”！于是，王熙凤设下“相思局”，把贾瑞骗去吹冷风，喝尿水。最后贾瑞得了重感冒，又患上心病，一命呜呼。

有人说，王熙凤太狠毒，别人不过调个情，你就把人给弄死了。可是，像王熙凤这样的古代女强人面对男人的性骚扰，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告官吗？只怕骚扰的未受处罚，被骚扰的反而坏了名声。

柳湘莲不是戏子，而是没落的贵族子弟，但他面对四大家族成员的性骚扰时，只有逃跑。王熙凤不仅是贵族，而且是四大家族嫡系的核心成员，但她在面对家族旁系男成员的性骚扰时仍无法摆脱固有的性别劣势，难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二

在反性骚扰这个问题上，今天的中国比起曹雪芹的时代很难说得上有巨大的进步。

我国唯一一部明确规定性骚扰的法律是《妇女权益保障法》。这部法律关于性骚扰的规定有且仅有一条，即第四十条：“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自由女诗人”起初选择的维权程序就是这条法律规定的“投诉”。但是，她向报社投诉后，得到的回应却是“你不要理他”。报社领导的意思就是，这事我们不管，你自己躲远点就好。女诗人的投诉成了“狗不理包子”。

这一条缺少制裁措施的法律，只是一个好看不中用的摆设。还有一些《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中的关于性骚扰的法律规定，也都不清不楚、零零散散、未成体系，难以遏制性骚扰现象。

假设王熙凤生活在现代的中国，她可以起诉贾瑞性骚扰，但她很可能会发现起诉之后更尴尬。

首先，没有法律界定性骚扰行为。贾瑞的言语调情能否被认定为性骚扰是一个问题。他可能辩解说，只是在表达对家族女性成员的友好之情，但婶婶会错了意。

其次，没有证据证明有性骚扰。贾瑞实施性骚扰时，仅有他与凤姐二人在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法官不知。

最后，赢了官司可能收获失望。性骚扰对于受害者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伤害。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一直以来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假设法官判贾瑞赔偿王熙凤1000元，这能给贾瑞之流造成多大的痛苦和威慑呢？换了薛蟠这样有钱的主，还可能成为他喝花酒时提及的笑话：我花一千元钱玩了一个小白脸。

三

中国人不喜欢公开且正儿八经地谈性。发现性骚扰时，总觉得家丑不能外扬，羞于谈论，为其遮掩，便宜了骚扰者，憋屈了被骚扰者，使性骚扰变本加厉。

中国人又喜欢私下且很不含蓄地谈性。比如，讲个荤段子，开个黄色笑话，觉得这无伤大雅，还可以调节气氛，使性骚扰的界线模糊不清。

这种淡化性骚扰的职场处理方式，在我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归根结底还是男权主义观念在作祟（虽然也有柳湘莲这样被性骚扰的男性，但大多数情况女性是性骚扰的受害者）。观念的落后，也反映了法律的滞后。

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兴起，一位女性主义法学家尖锐地指出，性骚扰问题的实质就是性别歧视。观念的革新，推动了美国性骚扰立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