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在2011年11月的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中美联合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内容包括后续的政策和技术交流等，外媒称这是一个“意料之外”宣言，您如何看待这一宣言的发布？

林伯强：这个宣言在当前时刻很重要，中美作为世界两个主要排放大国，主导着今后世界碳中和的进程。全世界的目光都在聚焦中美的行动。

中美作为两个超级大国，愿意在艰难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中展开气候方面的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符合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利益。

气候变化问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哪国排放温室气体无关紧要，二是温室气体本身是可以移动的。同样的商品，在哪个地方生产，在哪个地方产生碳排放，对气候变化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

因此，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就很重要了，是否能排放和排放多少都会长期存在于今后的探究和竞争当中。这既会涉及到国家间的关系，又会涉及到贸易关系，也取决于大家对气候议题的重视程度。

目前来说，各国对减少汽油使用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在其他气候相关议题上，什么时候做，怎么做，谁来做，做多少都是正在讨论的问题，但对于必须减排以应对气候问题，这在全球达成了一致共识。

气候合作和经济贸易不太一样，贸易有经济利益驱动，也有一些政治因素，但背后主要还是利益推动，我便宜卖给你，你便宜卖给我，大家都得到好处。这是一个简单的利益交换。

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对气候变化和碳中和更多强调贡献和责任，大家对此均有责任，也必须都有所贡献，其中涉及的经济利益比较少，所以需要更多的合作和对话。

中美在气候议题上的合作，也代表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合作。现在气候议题的分歧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发展中国家强调保护环境的历史责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因为温室气体排放在大气中是累积的，所以他们强调排放历史，比如说印度认为这不公平，你们发达国家排放了那么多年，我刚刚开始排放你就说不行了，因为印度的经济增长需要能源支持和排放。

从发达国家角度讲，发达国家强调当前和未来的影响，主张统一的碳排放政策，各国依据原则各自履责，我们大家从现在开始都不能排放，因为温室效应的风险很大，再去计较历史没有啥意义。这是发达国家的主要观点，这两者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而且很难去磨合。

所以说，中美达成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代表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合作，也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基本态度。当然，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可能对此不认可。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代表发展中国家的态度，愿意通过自主贡献去减排。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合作可以从中美之间的合作具体地体现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

观察者网：宣言再次提到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今年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0年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约8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支持，大致只完成了承诺金额的80%。发达国家承诺和行动都不足，中国则一直坚持呼吁。如何看待在气候变化目标中，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

林伯强：发达国家肯定对温室气体排放负有责任，因为大气层中的累积二氧化碳确实是发达国家排放积累的。中国目前人均碳排放仅为美国的一半，算上历史排放积累的话，中国比美国的总碳排量要少很多，印度更不用说了，它认为自己刚开始排放没多久。

图片来源：新华社

从责任角度讲的话，发达国家肯定有责任，除了自己的减排责任外，还有责任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因为这是去面对历史排放问题和人均排放权的问题。

第一点，发达国家必须正确地去面对历史、弥补历史，做法就是出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碳中和，从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对历史进行弥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每次气候会议都会涉及到资金的问题。

第二点，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讲，它的实力和能力难以做到积极减排，资金和技术的匮乏给发展中国家落实国家自主贡献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有人讲非洲太阳能的资源非常好，那么整个非洲大陆能不能用太阳能来弥补目前缺电的情况？回答是肯定不行，因为非洲国家没有钱和资金进行投资，新能源的成本比化石能源高的多。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目前似乎便宜的能源只有化石能源这一个选项。

给予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支持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同时也是对全球环境保护的贡献。

观察者网：气候变化大会之前，美国的减碳行动也出现了问题。拜登提出的3.5万亿美元的应对气变的支出法案，被本党议员否决，同时共和党也明确抵制。无论是自主减排目标还是兑现外援承诺，美国的种种表现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象。如何评价美国目前的气候变化行动？

林伯强：目前，拜登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行动，如果跟特朗普时期比的话，那是进步非常多了。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拜登重新加入，并愿意做一些贡献，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当然，作为发达国家，美国显然做的不如欧盟，气候议题的政策和行动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政策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如果再出现一个特朗普，可能又会退出《巴黎协定》，因此我们迫切需要美国将气候议题相关的政策，包括资金支持、碳中和进程等写进法律，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一来，下一届政府的改动就比较困难，或者说不会出现骤然的政策改动和变化，有利于政策长期持续地发挥作用。

中国也应该将碳中和进程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样有利于减少碳中和进程的政策不确定性。

我觉得每个国家在碳中和行动上都面临着困难，因此只能动态地来观察这个问题，如果能够对美国要求，尽量把这些承诺以法律的形式固定，这样今后的不确定性就会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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