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东线”、“西线”、“改线”的提法本身并不严谨，但其还是道出了围绕走廊争议的核心，即中巴经济走廊是要更注重发挥总体“杠杆作用”，将巴东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作为支点，撬动巴基斯坦全国更快的经济总量发展；还是要更注重发挥省际“平衡作用”，在经济项目布局上对发展落后地区给予“纠偏性照顾”，避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使巴国内本就突出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东线”和“西线”分别成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公平压倒一切，不患寡患不均”的代名词。

习大大访问之后，两国对于将“东线”作为优先建设方向进行了再确认，并且不乏有识之士深受中方对巴经济发展承诺鼓舞，在巴媒体上大量撰文呼吁各党派要凝聚共识，不要将中巴经济走廊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葬送在自己手中，但主张“西线”建设优先的政治势力仍不依不饶，甚至在省议会放出了“不允许中巴经济走廊任何有关项目在本省内征地动工”的最后通牒。周四的全政党大会实际上是“东线”一派向“西线”一派的全面妥协，确定了优先建设“西线”的决定并获得各党派初步同意，但这一共识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如有的政党在表态中就流露出“同意先建设西线不等于自动同意日后建设东线”的立场。短短一个月之内，“东线”和“西线”建设优先顺序易位，成为巴政党政治绑架经济发展的又一案例。

二、争论深层根源：巴民族、政治、经济问题的集中爆发

类似的“线路”之争，本来是一个纯技术问题，完全可以交由两国委派并授权的技术官僚们拍板决定，但之所以其在巴方一侧出现过度政治化，甚至政治博弈绑架经济决策的现象，与巴国内长期积累的民族、政治、经济问题密不可分。三者相互关联，集中爆发，成为除沿线暴恐威胁之外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最大阻力。

1.民族问题——巴缺乏健康国家认同感

巴基斯坦的四个省，分别居住着各自的主体民族，并且在语言、文化、性格上差异巨大。英国就曾将“统治旁遮普人、恐吓信德人、收买普什图人、敬重俾路支人”作为指导其在南亚次大陆今日巴基斯坦一带殖民统治操作的经典方程。这一缺乏压倒性主体民族的民族结构本身就不利于国家认同感的形成，巴宗教建国后主张以宗教意识形态作为国家认同感的基础，但未能有效解决各民族之间的互不认同。

5月12日，在巴基斯坦议会大厦前的一场反对中巴经济走廊按照“东线”优先规划施工建设的示威游行中，游行者不仅喊出了“要中巴友谊，不要中国—旁遮普省友谊”的口号，而且还将一位手持巴基斯坦国旗的老者驱逐出抗议队伍。在巴基斯坦国内就走廊线路问题爆发争议后，中方利用各种场合多次向巴方五次三番、苦口婆心地阐明，中巴经济走廊是惠及全巴基斯坦人民的，但民族主义势力和地方执政党仍坚持要优先使本区域、本民族享受经济走廊红利。从是有是无纠缠到谁先谁后，巴基斯坦在走廊建设问题上难以达成有效共识，民族问题是最根本的原因。

2.政治问题——巴没有真正全国性政党

在一个建国以来半数时间都在军政府统治下的国家来说，政党政治畸形发展可谓再正常不过。上世纪90年代，谢里夫和贝·布托率领的穆盟（谢派）和人民党上演了一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轮流执政好戏，实际上折射出了巴政党政治的深层次病态，即缺乏一个全国性政党，穆盟（谢派）和人民党作为巴历史最悠久、实力最雄厚的两大政党，分别以东部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为自己的大本营。为了稳住票仓，保住选票，千方百计地将国家资源向自己的大本营聚拢。

2013年，谢里夫凭借振兴经济的竞选纲领，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在国民议会实现了一党独大，随后李克强总理访巴，为巴方带去了“中巴经济走廊”这一大礼包。从此时起，尚未正式执政的谢里夫“准总理”就暗下决心，欲将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成谢里夫家族的摇钱树、旁遮普省的明星项目，以及自己第三个总理任期的政治遗产。刚刚高票胜选后意气风发的谢里夫高调声称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作为其执政的头等要务，颇有一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扫清一切障碍力保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顺利推进的气魄，当时刚刚经历大选惨败的其他诸党也被谢里夫这一通云里雾里弄得摸不清头脑，关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未做太多实质性表态。

此后，巴政府的精力开始从经济建设转向国内反恐，在“对恐怖分子是谈是打”这一根本不由自己说了算（不由政府说了算的事儿在巴基斯坦还很多）的问题上耽误了大半年时间（2013年9月—2014年3月）。2014年夏季，当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重新成为巴全国性核心议题时，一年前的“举国共识”基本消靡殆尽。在看清了谢里夫政府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上欲让旁遮普省成为优先受益者和最大受益者的意图之后，代表其他地区和民族发展权的政治势力开始集中表达不满情绪。

在巴基斯坦不健全的民主制度下，穆盟（谢派）的一党独大就同时意味着其他政党话语权的过分压缩，客观上迫其在表达自身政治诉求时可选择手段有限；而从主观上看，巴反对党一方面需要时刻保持活动以避免淡出人们视野，另一方面由无力独自或联合就穆盟（谢派）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有关设计进行建设性的反驳或提出可行的替代性方案，能破不能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因此正如我们看到，自从巴国内各政党间围绕中巴经济走廊发生意见分歧以来，几乎所有的反对声音都是通过非建设性方式表达的，比如议员在议会内不顾议程而直接对经济走廊规划进行发难、组织本党党员及支持者进行街头政治运动向政府施压、或者雇佣写手在自由过度、审慎不足的本国媒体上撰文混淆视听等。自始至终就没有个像样的《关于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建设方向的科学论证及政策建议》或者类似的文件出台，充其量有几个政客打着“促进走廊建设”牌子建立的所谓智库和游说机构，但在启动仪式上做足功夫，完成为自身捞取政治资本这一目的之后基本就消声觅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