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关于“新清史”，国内学界前几年不乏批评之声，主要是认为这样一项研究可能有解构中国的意指。对此，美国学界中“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是否有所回应？现在，“新清史”的相关历史论述、历史解释在国内外是否还有市场？

孔令伟:近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美国“新清史”多有批评。如果学术批评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促进学术理解与交流，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现象，无需多言。然而某些对“新清史”的批评可能是对学术语境的误读所导致，如您所说有人认为其“有解构中国的意指”，这似乎更像是一种情绪性的误解而非纯粹的学术讨论。

首先，美国学术界是否真的存在自我认同为“新清史”的学术实体，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很多被点名的美国学者实际上并没有用“新清史”一词自称。不仅如此，有些被外界视为属于“新清史”的学者，甚至曾公开表示对所谓的“新清史”一词抱持保留态度，例如柯娇燕就是一个例子。

柯娇燕在2014年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时曾公开表示：“‘新清史’，英文是‘New Qing history’。在美国，很少有人用‘新清史’一词来形容自己的作品，我自己一次也没有用过。”（http://www.cssn.cn/zx/bwyc/201409/t20140901_1311758_2.shtml）。而在拥有悠久内亚史研究传统的欧陆以及日本学界，更是鲜少有学者提及“新清史”一词。由此可见，近年来某些评论所称呼的“新清史”，其实是在中文世界特定语境下被想象构建出的一种话语。

柯娇燕

至于您提到有人批评“新清史有解构中国的意指”，这似乎说明有些人试图标签化一个称呼为“新清史”的学术团体，并通过对其批判来达成特定目标。例如被视为“新清史”代表人物的欧立德等人，并没有表示清朝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或者是要解构“中国”这个概念本身，而是要强调“中国”作为历史概念具有模糊性和多重性，与现代国族国家语境下的“中国”与清代所谓的“中国”并不是同一种概念。换句话说，“中国”这个概念是不断变动的，而现当代的“中国”与历史时期的“中国”在概念意义上并不完全相同。（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收入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新清史”不仅没有否认清朝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被外界定位为“新清史”的学者，基本都是在美国高校从事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换句话说，这些被中国学界视为“新清史”的美国学者，他们所建构的历史叙事以及所参与的高教体系，基本是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框架之下，并没有把清朝史划出中国史范畴之外的企图。相反的，美国历史学界的整体趋势，不仅没有将内亚研究与中国研究进行切割，反而是从学科建制上将二者紧密结合，这也是何以美国亚洲学年会中将“中国与内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建制，与东南亚、南亚等区域研究相提并列。

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研究在美国学界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美国的藏学与蒙古学研究也开始有向中国研究靠拢的趋势。例如传统上被归入南亚研究的藏学，近年来也开始进入东亚研究的视野中，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藏学研究项目便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而在冷战后被归入中央欧亚研究的蒙古学，近年来也向中国研究靠拢，如前述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近年开始推动蒙古学基本也体现了这个学术发展潮流。

总而言之，美国历史学界整体并没有将中国以及内亚研究二者进行切割的意图，近年的学术潮流反而是强调二者间的历史关系以及文化交流。因此通过想象建构并批判所谓的“新清史”，不仅不能体现美国学界真正的发展脉络，反而极有可能陷入一种稻草人谬误（straw man）的逻辑怪圈，相信这是中国学界有识之士所不乐见的。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 呼尔满大捷》

观察者网：在您的观察中，美国的中国边疆史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立场或问题意识？

孔令伟：从史学思潮而言，近年来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主要受到边地研究（borderlandstudies）、边疆研究（frontierstudies）、族群研究（ethnicstudies）以及比较帝国研究（comparative imperialism）以及全球史（globalhistory）等理论范式的影响。就边地和边疆研究的角度来说，其对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在理论层面上的主要影响，在于强调核心（metropole）与边缘（periphery）间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接触地带（contactzone）对于历史发展的能动性，这也具体反映在近年来美国学界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中原以及中央欧亚地区交界带的区域研究，例如近年美国藏学研究中兴起的安多以及康区研究便是显著的例子。

在族群研究理论方面，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一方面强调族群认同形塑与发展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近年亦关注跨族群文化交流所形塑的普世认同，如佛教文化圈如何在历史时期沟通满、蒙、汉、藏关系乃至对形塑整体国家认同即是一例。而受到比较帝国研究的影响，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也试图用帝国（empire）的框架来理解清代中国，进而将清代中国统治下的中央欧亚与俄罗斯以及奥斯曼帝国的边疆治理与族群关系作进一步的比较性研究。至于在全球史风潮的带动下，美国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边疆地区对于欧亚大陆跨地域整合乃至于近代全球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除了以上几个重要的史学理论的影响外，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亦对人类学理论多有借鉴，其中近年比较显著的主要是关于游牧主义（nomadism）以及佐米亚研究（Zomiastudies）的相关讨论，二者对中国边疆史研究的主要启发在于挑战过去以农业社会以及科层组织作为衡量文明与国家发展程度的准绳，并指出松散而灵活的政经与社会结构实际上在中央欧亚有其适应性及优越性，并进一步强调游牧与佐米亚社会结构对于中国边疆治理所产生的主动影响。

可见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在理论思想层面具有相当的多元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界所总结的边地研究、族群研究乃至于全球史等理论，基本都是建构在以美国以及西方世界为核心的历史经验之上，例如美国的边地研究理论主要源于美国与墨西哥边界问题的讨论，而族群研究则以美国白人与有色人种间的历史问题为理论基础。这些以美国经验为基础的理论背后，主要也传达了美国所构建之普世话语。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史所关怀的“全球化”叙事，实际上可能也隐含了美国单向对外输出普世话语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霸权。

未来中文学界如何完整地理解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多元性及其内部差异，就双方进行实质性学术交流展开进一步对话，并同时参考、借鉴乃至于反思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最终总结出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边疆研究理论，将是有识之士所需要努力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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