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这个拐点出现的节点，有几个很关键的政策因素需要考虑。一个是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美联储盯紧的经济指标包括通货膨胀率和就业率，目前这两个指标的水平和趋势都预示着美联储必须要继续加息。

但是在8年的货币宽松政策的影响下，美元资产已经有相当的泡沫存在，美联储对此也是十分清楚。为了避免重蹈前两次金融危机的覆辙，美联储对于加息幅度十分谨慎。2016年12月份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主席耶伦预计将在今年加息三次，市场预期在2017年夏秋之际完成。

而对于特朗普新政府的财政政策（包括减税、基建投资和放松监管这些措施）的预期，是支持美元资产升值，吸引国际资本的重要因素。按照美国联邦政府立法流程，2017年春夏之际放松监管的措施将开始实施，减税的草案将公之与众，而基建投资的方案和规模也应该在年底以前出台。

在当前美国财政赤字的约束下，这些具体政策的落地很难达到市场已经透支的对这些措施的预期效果，尤其是目前所知的减税政策的方向，很可能还有着鼓励国际资本流出美国的影响（具体的分析将会在其他文章里讨论），这些政策效果的落差也是促使资本流动拐点产生的重要原因。

上一个美元升值周期中，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去的教训十分深刻，大部分经历过危机的国家在那以后逐步实施了灵活的汇率机制，增加外汇准备金的储备，大大提高了本国面对国际游资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抗性。因此，目前为止还没有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在本次美元升值周期中遭受到类似97年东亚金融危机程度的影响。但是，2017年美元升值还有一段路要走，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和企业债务负担加剧的局面还会继续恶化。

对于中国来说，美元升值引发的金融有着多重影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估测，中国的债务总额到2015底为168.48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249%。而美元升值预期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将增加资本由中国涌出的压力，这相当于在国内资本市场的资金池内形成了一个抽水的“黑洞”。

即使中国已经有了很多行政措施修补这个“黑洞”，在遏制这种资本涌出的势头，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压力将会持续增大，大家对于债券这样的固定收益资产的贬值预期会导致资金流动放缓，资金池的水面不可避免的将会继续下降。巴菲特说过，当潮水退下的时候，谁没有穿着泳裤在游泳就一目了然了。而最近国海证券的债市损失导致的信用风险已经是一个强烈的警示信号：这个市场里还有多少没有穿着泳裤的参与者？而随着他们的曝光是否会产生连锁反应，让那些原本穿着泳裤的参与者也被急退的水面将泳裤扯走？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考验。

12月中旬以来，国海证券深陷债券违约——“假章门”事件丑闻，于12月18日发布了停牌事项进展公告

即使类似于2008年美国雷曼破产“黑天鹅”的债市崩盘不会在国内重演，而作为实体经济的造血机的金融体系在这种资金池退潮的影响下将更难正常的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对于实业企业资金成本必将继续增加。

或许有人会认为资金成本的增长将有利于“去剩余产能”目标的实现，但是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多数受到相当程度的地方保护，市场资金成本的增长的后果将首先影响到那些没有受到地方扶持保护的中小企业。而作为支撑就业的主要力量的这些中小企业一旦出现大规模停业破产的势头，社会秩序的安全稳定也必将受到严重影响。

如何在未来的一年规避资本市场的风险并防止资本市场的收紧造成实体经济的收缩，是决策者们要优先考虑的主要问题。而与此同时，改善国内投资环境，树立投资者信心，做好迎接资本流动拐点到来的准备，将是决定未来十年经济发展道路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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