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回到地缘政治方面，我们看到在叙利亚变局之后，伊朗国内对于是否继续抵抗轴心战略有过讨论，最后是否得出了阶段性结论？还会继续支持抵抗轴心战略吗？

金良祥：黎巴嫩真主党2024年10月遭到严重削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12月7日阿萨德政权倒台则是2024年另一个重大的节点性事件。尽管伊朗国内和西方国家关于“抵抗轴心”的解读和看法不尽相同，但“抵抗轴心”毫无疑问是伊朗维持其地缘战略影响和地区大国地位的重要战略依托。

“抵抗轴心”遭到重创之后，伊朗的战略面临三种选项：一是战略收缩，二是勉强周旋，三是激进反制。现在看来，伊朗选择的似乎是“勉强周旋”。

一方面，伊朗不可能完全放弃“抵抗轴心”，因为这是伊朗保持地区大国地位的依托。事实上，伊朗2月底派遣了由议长和外长及一大批重要人物组成的高规格代表团参加了真主党纳斯鲁拉的葬礼，便是其体现。但另一方面，遭受重创之后，伊朗奉行“抵抗政策”的手段受到了严重制约，不得不“勉强周旋”。

观察者网：现在叙利亚变局的结果对周边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美国似乎也在寻求减少在中东的存在，并已经放松了对以色列的出口军火管制。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中东局势会如何变化？伊朗强硬派会有什么动作吗？

金良祥：特朗普奉行狭隘的“美国优先”战略，可以预期，美国将继续在中东地区保持收缩态势，但这种收缩不会是绝对的。

美国奉行“美国优先”战略，但在中东地区要奉行“以色列优先战略”。现在的美国的中东战略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制定的，美国更像是一个执行者。在以色列需要的情况下，美国仍然会增加对中东地区的战略投入。这种投入可能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

2024年“抵抗轴心”遭到削弱之后，伊朗的地区战略主要有两方面组成：一是前面提到的勉强周旋，二是重构战略威慑。2024年，伊朗之所以出现重大的挫折，很大程度上在于“抵抗轴心”遭到削弱，其对以色列的报复性打击没有起到威慑的作用，其战略信用的“泡沫”被刺破。伊朗现在面临的重要任务便是重构战略威慑，重构威慑的信用。近期伊朗不断展示地下军事设施便是其体现。

伊朗是一个高度理性的国家，在困难的情况下，我认为伊朗会保持战略克制。

观察者网：从长远看，中国依旧需要和逊尼派、什叶派国家都达成良好关系，但同时，在上一轮变局中，伊朗及其支持的抵抗轴心表现出了超越很多观察人士预期的战斗力。从您的角度看，我们未来应该如何看待中伊合作关系，是否应该更加侧重伊朗及其支持的抵抗轴心成员的地缘战略影响力而非简单的经济合作？

金良祥：中伊发展友好关系有着深厚的基础。这种基础既来自双方相互友好交往的历史和经济上的互补性，更是双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试图在战略上渗透到亚欧大陆的腹地，试图将自己构建为一个全球性帝国，但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伊朗在亚欧大陆的西南侧构成了一道屏障。同时，伊朗也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提升影响力的重要伙伴，比如，中国主持伊沙和解进程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有着重要的意义，更是富有远见的。伊朗在诸多方面涉及中国的重大战略利益，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可让步，重大的战略利益也需要维护，更需要长期经营。经济合作是中伊关系的重要方面，但更需要重视伊朗的战略地位。

伊朗的“抵抗轴心”战略涉及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政治的维度，一是国际法的维度，即主权原则。“抵抗轴心”中的“抵抗”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中东地区存在强权政治，存在霸凌，存在强占领土等不公正行为，“抵抗”首先是对强权和不公正行为的反应。但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也对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原则形成了挑战，而主权原则、是国际和地区秩序的重要基础。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持一种比较平衡的立场。恪守主权原则是中国外交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正是因为遵守这一原则，中国在与包括中东在内的一些非国家行为体打交道时一直持谨慎态度。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轻易否定中东地区的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因为其斗争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同时，中国在与伊朗发展正常友好关系的同时，也非常重视阿拉伯国家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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