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金晶】

据媒体报道，今年两会，有40位代表联名建议为反网络暴力专项立法，更有委员建议“将严重的网络暴力纳入公诉案件”。

而在微博上，“关于惩治网络暴力到底是法不责众还是法要责众”的话题一度登上热搜第一，当日阅读量更是超过2亿。

遭网暴，成功维权不容易

2006年，标志性网络暴力现象——“高跟鞋虐猫事件”进入大众视野，16年来，网络江湖血雨腥风，网络暴力愈演愈烈。

“生来即轻，还时亦净。”这是寻亲少年刘学州心灰意冷留下的绝笔信。

“‘社会性死亡’这个词，以前对我来说很陌生，我也是从‘罗冠军事件’‘清华学姐事件’后才知道的，我觉得自己跟‘社会性死亡’产生了关联。”这是杭州谷女士被造谣“寂寞少妇取快递出轨”时的茫然无措。

刘学州是不幸的，经历过漫长苦涩的童年，终于寻亲成功却被亲生父母排斥，继而接连遭遇网暴，选择与世长辞。

谷女士是幸运的，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该案最终由自诉案件转变为公诉案件，涉案的郎、何二人因犯诽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谷女士的幸运既是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的结果，也是司法守护公平正义的初心。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从郎、何二人捏造聊天内容造成当事人“社会性死亡”，到公安部门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再到协商无果后当事人提起刑事自诉，这起案件不仅给谷女士造成极大的身心伤害，也折射此类案件存在的维权难点。

谷女士提起刑事自诉立案后，展示通知书。（资料图/新华每日电讯）

网络环境的隐蔽性和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一些人在敲击键盘时更加肆无忌惮。网络暴力中的“网络暴民”利用网络世界互动性和开放性强的特点，发布诽谤、诋毁他人言论，违法成本越来越低，杀伤力却越来越强。

这实质上是现实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而不同于可以当面锣、对面鼓的现实世界，我们很难明确网络暴力的始作俑者、找到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人。需要对此负责的行为主体，如暴力行为发起者、媒体、网络平台及吃瓜群众，分散在茫茫人海，难觅踪影。

此外，即使找到了始作俑者，仅凭个人的力量收集固定证据，还需达到证明对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效果，相当艰难。

以谷女士案为例，公权力介入后，政法机关成立专门办案组分别赶赴北京、四川、广东等地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诽谤信息的传播扩散情况、引发的低俗淫秽评论，以及该事给广大公众造成的不安全感等关键证据，为指控犯罪奠定了坚实基础。整个取证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多月，最后形成案卷18卷、光盘76张。面对海量的证据，该案辩护人感慨：“看来公诉案件确实要比自诉案件有取证上的优势。”

以上过程，或许也可以作为公民个人取证的一个参考，即第一时间固定有效证据，如网暴语言的截屏、网暴人员的账号、录音视频、转发数据、评论人数等，证据要符合三性，即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彼此之间最好能形成相互印证。此外，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事实上，根据刑法第246条的规定，侮辱罪和诽谤罪都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情形，如果被害人自己不能告诉的，检察机关和被害人的近亲属可以告诉。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在“行政处罚”无法有效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自诉取证又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激活自诉程序与公诉程序之间的衔接条款（因适用较少又被称为沉睡条款），是刑法第246条的立法本意。

某种程度上，那些遭受网络暴力，最终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的受害者是少数的幸运儿。

网暴代价太低、维权成本太高，有太多网络暴力并没有达到或者尚无证据证明达到违法范围的程度，而这些暴力行为层出不穷，造成了或大或小的伤害。

比如，曾在《甄嬛传》中饰演女反派“安陵容”的陶昕然正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之一。因为网友们的角色代入感太强，在陶昕然放出与爱女的合照时，竟然诅咒“你女儿不会有好下场”。如此恶毒的语言，让陶昕然再也不能忍受，与网友们直接开撕。

最近热播的《人世间》里有句台词很是应题：“唾沫星子能淹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