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江宇舟】

我们都知道，二战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意义重大，积贫积弱百年之后，我们历史性地以大国身份回归国际政治舞台。

我们也都知道，中国的胜利并不彻底，在其中付出了大量国家利益，并且一衣带水的日本，始终在以各种丑陋姿势提醒着世人，我们赢得的是一场没有触及加害者灵魂的胜利。让侵略者真正意识到作恶必须惨重代价的“抗战”，依然还在继续。

在这场还没有结束的“抗战”中，我们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次九三庆典划时代的装备呈现背后，是世界格局正在激烈重组，中国正日益接近中华民族复兴实现的日子，而新时代对中国提出的要求，正如不久前天津闭幕的上合组织峰会所再次强调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暗合了世界在二战胜利时的未竟之业，值得我们去总结和规划，争取更大的胜利。

“大国”地位的意义与内涵

二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空前加强的标志，就是成为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如今在安理会手握否决权的“五常”，实则脱胎自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警察”构想。他设想将世界划分为若干区域，每个区域的核心国家负责本区秩序，“承担维护国际安全的特别责任”。大国之间协商一致，共同预防新的战争。

而在这样的划分下，中国就是东亚和西太平洋的“警察”。当时美英苏中有大量政要对于将中国纳入大国颇不以为然，还让坐轮椅的罗斯福为此颇有一番辗转，他还特别强调避免仅按种族划分“警察”，要关注文明的多样性云云。

1942年1月的《联合国家宣言》宣示了战胜法西斯的决心，这也是中国首次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参与签署的外交文件。

1942年，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

但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既不是仅仅凭牺牲的人数，也不可能依托于别人的施舍。正如聂荣臻元帅后来在推动“两弹一星”时总结的“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也靠不起”。二战胜利后，一个真正的大国需要具备以下几条要求：

一是有能力彻底降服法西斯，落实真正的无条件投降，并随之对其进行充分的清算与改造，达到像《波茨坦公告》所说的“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

二是从本区域的抗战主力，转变为地缘秩序重建的主力。这其中必然包括了对自己所在区域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重塑的主持工作，并成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在掌握地缘秩序的主持权利后，由形而下的治理发展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美苏都在标榜要主动跳出“国强必霸”与丛林法则，这个大国最好能遵循这样的逻辑，形成自我的价值感召，在区域资源整合与协同合作的基础上，探索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关系民主化，通过和平与发展，消除战争源头。

这三者层层递进，构成一个当代大国的内涵：只有能压服本区域的战争策源地，才能谈捍卫二战成果，才有资格牵起区域的整合，进而通过本区域实践的经验，提出国际治理的方法论，并形成形而上的价值感召。

然而，1945年的中国，事实上没有完成其中任何一条。甚至说得不客气点，如果没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所谓的“大国”地位，也根本不可能留存太久。

日本投降: 美国把霸权留给了自己，把后患留给了世界

我们都知道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彻底，但依然值得总结一下，不彻底到了何种程度，避免被某些宵小钻了空子，这也是理解未来如何在家门口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础。

一说起日本投降问题，最好的参照系就是德国，两者都被说成是“无条件投降”，但含金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德国投降建立在苏联红军已经直捣纳粹中枢，打得希特勒自杀身亡，并且以强有力的控场，让纳粹哪怕想钻空子，结果都不得不投降两次。在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后，盟军迅速取缔了邓尼茨在弗伦斯堡组建的政府，旋即美苏英法四国发布了《柏林宣言》。根据其规定，从法律意义上德国虽然还有土地、人民这样的国家要素，但其主权已经被四大盟国接管，由其直接对德国发号施令。

在德国组织解除武装、抓捕审判战犯，以及一系列战后秩序安排，是在彻底摧毁法西斯后，由盟军代行主权的“消毒”，这与分区占领德国其实是互为表里。

与之相对比，对日本投降的执行显得放纵许多，这甚至在《波茨坦公告》发布的时候已经初露端倪。在其细节条款中，事实上出现了神经分裂，一面和《柏林宣言》一样，强调“日本领土须经盟国之军队予以占领”，直到新秩序建立、日本制造战争的能力被消灭、日本依照“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保障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之时。

可另一方面，同样是《波茨坦公告》，其第十条出现了“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第十三条又说“吾人劝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这实际上点明了日本政府是执行日本投降和维护日本战后秩序的主体，甚至暗示了战后盟军将采取军事占领与间接统治相结合的方针。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杜鲁门政府在当时已经计划要保留天皇制，其中的第一步就是让日本天皇和日本最高统帅签署投降条款、组织投降工作。这一点就连美国内部也争议不断，而恰恰是中国的蒋介石，在8月11日向杜鲁门拍电报，对此表示“尤其同意”。

此时距离何应钦在南京收投降书时弯腰，还有正正好好30天。

德国法西斯投降时，被朱可夫元帅拿手一指“给我坐过来签！”日本法西斯投降时，不仅何应钦弯腰，甚至不是冈村宁次亲手送降书。东亚后面能搞得这么别扭，这算是源头之一。

不只是向中国投降的仪式出了问题，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总投降仪式，其实也跟着走样，在罗斯福生前制定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文件及其五个附件，其中明确规定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要由日本天皇和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签署。

在实施环节，缩水成了外长和陆军参谋总长签署。其中正文最后一句“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统治国家之权限，置于为实施投降条款采用认为适当措置之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限制下”，又再次暗示了天皇和日本政府将得以保留。而这句表述其实在8月11日已由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告知日本当局，给日本鬼子的投降拷问，被美国操弄成了一场“开卷考试”。

签投降书的鬼子也对此心知肚明，签完投降书的第二天，也就是全世界都在庆祝九三胜利日时，甲级战犯重光葵已经出现在美国兵营，再次替裕仁去确认保留天皇制的问题。

因此，虽然投降书原文还有“无条件投降”的字眼，但严谨的史学家早已据此指出日本其实并未无条件投降。

第三个叉叉始终没画下来，裕仁没有go，它苟了下去

历史不能忘记，美国在日本投降中所扮演的极不光彩的角色。杜鲁门政府为了避免本国的重大伤亡，以及战后操控日本、抑制苏联、推动自身霸权扩张的需要，偷换了“无条件投降”的概念。在裕仁和日本政府仅以“终战”口吻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提出保留天皇制的要求，美国不顾盟国的普遍顾虑，率先宣布接受接受日本投降。也正是这样的美国，才会在战后独占日本后，放跑大量战犯，扶植门阀复辟，乃至岸信介这样的甲级战犯，最终都实现了首相宝座的代际传承。

有些人把霸权留给了自己，把后患留给了世界。

那么，当时的中国又是怎样的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