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私营部门也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如何看待中国的私有制经济，有两种不全面的看法。一种是夸大私营部门的作用，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因为告别了公有制、引入了私有制，并以此来指导当前的改革；而另一种则是把当前市场经济存在的假冒伪劣、市场秩序混乱、收入差距扩大等归因于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都不全面。

今天中国的私营经济，已经同旧中国的私营经济、西方国家的私营经济有着显著的区别。这种区别的核心就是，中国的私营部门是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的私营经济，从而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私营经济在政治上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其同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的根本不同。尽管私营企业党组织并不如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那样突出，但是毕竟可以保障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影响企业。甚至有一大批有着党政部门和国有企业从业经历的民营企业家，在党的建设方面也很规范和重视，把党的政治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规范企业管理、企业的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和私营资本之间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在资本和权力之间有一道防火墙。不同于西方国家，大型垄断资本可以直接影响和操纵政权，中国的制度不允许资本影响政权，尽管目前也确实存在着资本和权力进行交易的状况，但是这种做法在中国是不合法的，也是不符合党的纪律的。

2016年3月，习近平同志将其概括为“亲”、“清”二字概括的新型政商关系，“亲”就是党政部门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帮助企业发展，搞好服务；“清”就是划清资本和权力的界限，遵纪守法办企业，不能通过权钱交易介入政治权力。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可以避免形成资本“赢者通吃”。

坚持一个能够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关键是要在政权和资本之间建立防火墙。

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临时召开会议，对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贿选案进行查处。辽宁贿选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省级人大层面发生的严重案例。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的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代表总数为619名，涉及此案的有523名，占84％。辽宁省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通过贿选产生的有45名，其中42人为企业家，辽宁贿选案令人震动。

查处辽宁贿选案，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中国的制度优势，筑牢资本和权力之间的防火墙，防止资本势力渗透到政权当中。因此，张德江委员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说：“辽宁拉票贿选案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是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挑战，触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底线”。这条执政底线，就是中国共产党只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能将资本转化为权力。

当然，上述这些优势要在制度上予以规范和定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需要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的宗旨，也需要民族资本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那就是拥护社会主义、维护民族利益、坚持社会责任，不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损害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的事情。如果能够始终坚持这些，那么中国的民营经济和社会主义就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如果民营经济突破了这些底线，那么也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产生了冲突。这是长期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和前提。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共和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