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表示，有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

这一表述十分精炼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制度优势，同时也是中国制度的底线，那就是：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不允许资本和政治权力的合作。这是中国制度的核心优势之一，需要长期坚持。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权力和资本的合作是制度化的。亚当·斯密（1723-1790）生活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代，他在《国富论》中痛斥资本家通过操纵和贿赂政客来剥削工人，呼吁结束这种官商勾结，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可见，斯密不是抽象地反对政府干预，而是反对那种“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压迫工人的腐败政府”，这一点同马克思是高度一致的，《资本论》第24章以“所谓原始积累”为题，谴责资产阶级政府“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把工人刚刚争夺到的结社权剥夺掉”，“使领工资的工人陷入……奴隶般的依赖状态”。

所以，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开始，对其的批判就一直存在，其中最为影响深远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追逐利润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最终将导致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尖锐对立，从而使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扩大和集结，最终资本主义将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前进，社会主义是首先在苏联、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的。然而，由于这些国家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充分暴露的情况下建立的，所以就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如何对待资本、如何对待市场？这是马克思并没有回答的问题，也是西方国家没有条件回答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探索，形成了一条不同于苏联、不同于西方的道路，那就是既充分利用资本和市场，又利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约束资本和市场，让资本和市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这种模式，既不同于苏联的消灭市场，也不同于西方国家让资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而是从人类历史在当前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既充分发挥市场和资本的作用，又把这匹烈马带上辔头，不允许市场的作用无限膨胀，不允许资本对社会的支配权力无限扩大。

既利用市场和资本，又约束市场和资本，这一思想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传统中国，尽管商品经济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国家通过直接的经营行为影响市场供求，达到特定目标的做法早已有之。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即是通过国家干预重要物质的生产，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战，达到屈人之兵的效果。西汉武帝把当时最重要的盐、铁两产全面收归国家，用于支持战争开支、提高国家财力、抑制地方割据。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如何处理国家和民间大资本的关系。近代以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既要发展资本主义，但又要节制资本。孙中山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节制资本”，他早年游历欧洲，亲眼目睹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造成的大资本垄断、两极分化和社会危机，故而提出三民主义的主张，主张“大资本、大土地国有”、“土地涨价归公”。实际上，孙中山晚年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者，他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在既利用市场、又约束市场这方面，做法是一致的，只不过随着发展阶段不同，程度和表现形式有所差别。

改革开放前，人们往往更多注意到，毛泽东强调中国要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面，但是往往忽略，毛泽东首先是强调要承认和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同时又要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约束和限制其负面作用，让其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些思想生动体现在他关于资本主义的两句话上，一段是1956年12月说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一段是1974年在长沙同周恩来彻夜长谈时所说：要研究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在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超越历史阶段消灭商品交换、私营经济和价值规律。同时，毛泽东又强调，不能无原则地全盘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体系和价值观。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既强调大胆引入市场机制，又强调要节制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地走了邪路了。”1990年4月在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在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能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