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行其道。以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为代表的政客，通过政权的力量强制推动市场化、私有化，结果使财富迅速向寡头集中。信奉“看不见的手”的人却用“看得见的手”来强制推行市场化，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实际上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开道。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道路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组织者、领导者，在中国现代化模式中起着核心作用。旧中国无法启动现代化，缺乏一个能够凝聚全国人民意志、形成共同目标的政权，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无论是清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没有建立一个能够启动现代化的国家政权。

中国在政府职能上，既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完全包办代替，但也没有陷入新自由主义“小政府”的陷阱，而是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不断强化国家能力。中国共产党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中国的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不仅是简单的“守夜人”、“裁判员”，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代表人民来治理和驾驭市场和资本，政府的经济职能不仅局限在制定规则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而是在举办公有制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中国积极有为的政府，避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两类陷阱。一个问题是政府软弱涣散，缺乏必要的国家能力；另一个问题是政府为强势利益集团所俘获，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剥夺大众。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出于“减少监管”，政府一放手，市场就有活力了，这种解读并不正确。支持这种观点一个主要的理由是，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政府放松了对农村多种经营和城市民营经济的监管，结果出现迅速的经济增长。

这确实是历史事实，但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并非是出于去监管，而是由于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放松监管仅仅是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今天，尽管行政审批仍然有些阻碍发展的成分，但是同样有一些领域存在着监管不足和政府缺位。比如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环境保护、民营医院等等，审批不是过于严格，而且恰恰相反，该管的没有管到位。

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如果不受制约，就会在资本利益的裹挟下，冲破人类的一切社会关系，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失去其自然和社会属性。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成为商品，只能接受资本的盘剥，从而造成尖锐的社会分化和对立。土地变成商品，会造成恶性兼并和大量流民、生态破坏；资源环境变为商品，会导致环境透支；自由放任的市场无法解决医疗、教育等产品的公平提供，从而也需要政府承担责任，确保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可见，有为的政府才能构建有机的社会，有机的社会才能诞生有效的市场。

如果盲目地迷信“去监管化”，不加分析地缩小政府职能，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还可能增加新的风险，增加无效供给。比如，在涉及环境、安全、规划的行业简单地放松监管，就会导致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对社会造成危害（负外部性），对金融机构的设置放松监管，就可能导致欺诈投机等金融风险的增加。

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刺激经济，放松了对私营医院的审批，结果导致以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大量资金进入医疗领域，给后续的监管带来更大的难度，也给患者增加了痛苦。这些都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果放弃了这些职责，短期内可能会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长期并不可持续，而且有巨大的副作用。

从思想方法上说，对绝对市场化的迷信、对私有制的迷信、对小政府的迷信，归根到底是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把改革开放初期成功的经验绝对化、教条化了。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避免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教条主义化，做到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使改革适应新的实际。

(文章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共和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