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在北京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

这段话让许多网友感到振奋，认为是对近年来我国流行的一种“党政分开”、“小政府”、“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错误观点的正式回应。

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了一种认识误区，即认为经济增长源于“小政府”，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少，经济增长越快。因此只要继续减少政府的经济职能，就能够激发市场活力，让经济增长恢复。

这种“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理念，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这种理念起源于西方80年代，这种观点甚至不是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观点，而是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一种话语迷信，这种迷信是上世纪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出现的，垄断资本营造这种话语，在国内是要突破政府对资本特权的限制、以便有利于垄断资本获得更大的超额利润；在国际上则是将其作为对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输出的工具，让发展中国家放弃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以便巩固和加强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抛开其意识形态因素，不管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小政府”的观念都不成立。

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其在现代化初期就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英国、美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初期实施了严格的国内贸易保护，并且是通过政府开辟海外航道、圈地运动等为工业化准备了条件。德国、日本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就是以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启动初期，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就更难以启动。

相反，目前广大陷入贫困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受制于政府能力不足。在现代化的初期，政府起着维持安全和秩序、构建国内统一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实施产业政策等办法，而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能力履行基本的职责，以至于现代化久久不能启动。

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的之后，政府的职能也不是削弱了，至今在国际上相比，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明显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史学家Marc Law 和Sukkoo Kim（2011, p.113）也写到“尽管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政府管制仍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一切都在管制之下：无论是美国人吃什么食物、开什么车、怎么看医生，还是决定从哪里借钱，又贷款给谁的金融体系。”

那种把一切政府监管虚无化的观点，认为市场自身能够做到优胜劣汰，这并不符合事实，市场上广泛地存在信息不对称，买家没有卖家精，政府进行监管、制定标准、进行认证、披露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为了有助于市场主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

例如，对技能人员授予职业资格证书，就是对其执业能力的信息向社会的披露，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办法。如果没有这种认证，企业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呢，可能每家企业都要付出时间和成本进行认证，这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政府就同时具有“掠夺之手”和“保护之手”两个角色，关键是看政府代表谁。一方面，政府可能同利益集团勾结起来对社会进行攫取；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合法权力来遏制利益集团，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服务，并对外维护国家利益。

在现实中，有些人希望捆住政府“掠夺之手”，这种主张有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大众；另一些人则希望捆住政府“保护之手”，让政府不要遏制利益集团、不要调节收入分配、不要搞社会福利，因为这些做法对有产者不利。可见，同样嘴上念叨“限制政府权力”，心里的算盘可能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