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的大三学生艾米莉·奥卡西奥患有严重的食物过敏以及影响其心率、行动能力和睡眠的慢性疾病。

作为校学生会残障权益倡导主任，她表示，不愿评判残障住房池中的其他学生是否真的需要便利措施。因为她确信其他学生会认为她不需要这些便利，尽管斯坦福大学无障碍服务的水平是她决定入学的关键因素。

奥卡西奥说，她过去常常回避关于她住房和学业便利措施的问题，甚至开玩笑说自己“骗过了”斯坦福大学的残障服务办公室。

“当人们问‘你是怎么弄到这么棒的房间的？’时，我会说，‘哦，是无障碍教育办公室帮了我，’”奥卡西奥说。

“那不是假话。但我不想每次被问到如何得到好房间时，都要像受审一样，把自己最私密的医疗细节一一道出。”

奥卡西奥指出，斯坦福大学报告的残障比例可能还包含了比其他大学更广泛的便利措施类别。

斯坦福大学发言人安吉·托马斯对此表示同意。她表示，IPEDS的调查问题含糊不清，使得各院校“自行定义何谓在残障服务办公室登记”。

“我们最近收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几项询问，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斯坦福大学在报告学生便利措施数据方面的做法，”托马斯说，“我们已确定，我们之前的做法并未准确反映实际获得便利措施的学生人数，我们计划在未来的IPEDS报告中纠正这一点。”

以往，所有在校园残障服务办公室填写了登记表的斯坦福学生——包括那些有暂时性状况或从未实际获得便利措施的学生——都会被计入调查数据。

例如，一个原本身体健全的学生，如果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个冬天滑雪时摔断了脚踝，到高年级时仍可能被列为残障人士。

从今年春季开始，该大学计划只报告获得便利措施的本科生人数，这个过程包括与残障事务顾问会面、与教授沟通以及审查证明文件。

托马斯表示，这一变化将使2025年秋季报告的斯坦福残障本科生比例从33.5%降至12.5%。

前面提到的另一所加州名校——斯克里普斯学院，在全国残障学生比例排名中位列第六，该校一直将申请便利措施的学生计入其统计数字中。该校评估与机构研究主任尤莱娜·琼森表示，改变这一指标可能会使斯克里普斯学院更难追踪该学院长期以来的趋势变化。

“与其他学校比较，对我们或我们的学生并没有太大帮助，”琼森说，“就学生本身以及确保他们留下来并获得良好体验而言——无论是在宿舍还是在课堂——关注长期趋势肯定更有意义。”

斯坦福大学的这一变化将使其报告流程与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其他加州高校保持一致。根据最新的IPEDS调查，伯克利分校约13%的学生登记为残障人士。

但教育学教授弗兰克·沃雷尔称，即使在伯克利分校，日益增多的便利措施对课堂的影响也是相似的。

沃雷尔说，他的学生越来越多地“符合诊断标准，但不符合诊断的精神实质”。他表示，虽然许多学生能在没有便利措施的情况下在高中取得全A成绩，但当他们来到伯克利分校，面对更难的课程时，就更强烈地感觉到需要延长考试和作业的时间。

随着获得便利措施的学生人数增加（2020年至2025年间增长了44%），沃雷尔的怀疑态度在学生中造成了一些尴尬的互动。

“我布置了一项真的不难的作业，”沃雷尔说，“周日晚上，我在准备上课，收到一个学生的邮件说，‘我要搬出我的诊断了。’”他告诉该学生，如果迟交作业，这门课就不及格。

学生将此事反映给了学院管理人员，沃雷尔称管理人员最终支持了他的决定。

但由于不可能每项作业都这样靠裁决来确定，沃雷尔预测大学最终将全面改革其政策。他设想考试题目会更难，但每个学生都获得最长的答题时间。沃雷尔说，这样做，“便利措施就被内化了”。

关于残障便利措施的争论，使依赖这些措施的学生成为了众矢之的。斯坦福大学大四学生安东尼奥·米兰患有脑瘫，最初被告知斯坦福大学无法为他提供记笔记的抄写员。一份关于其困境的请愿书获得了超过7.4万个签名。

也许是因为那次运动，米兰发现自从来到校园，斯坦福大学一直很关注他的需求——保证他拥有单人间，以及额外的时间来考试和做作业。现在，当他遇到阻力时，阻力来自同龄人。

当住房分配结果出来时，米兰听到有人抱怨有便利措施的学生“占用了所有房间”。当他告诉同学们他在考试中表现出色时，有些人告诉他，那只是因为他有额外时间。

“这让我很生气，”米兰说，“有很多残障人士害怕接受便利措施——害怕这会被视为弱点，或者害怕被人觉得他们在利用系统。”

即使有学生试图利用斯坦福大学的便利系统为自己谋利，也并不总能奏效。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的约翰逊，曾希望住在斯坦福大学备受追捧的合作社宿舍之一，她说那里空间更大，而且通常有自己的厨师。最终，她被安排在一栋转学生宿舍楼里的一间双人套房。

“还不错，我算是有了自己的房间，”她说，“但这并不值得。”她最终觉得，自己并不真的需要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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