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拉大贫富差距

然而，情况对于富翁圈子以外的人们而言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博兹克尔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也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和破坏。疫情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加，而受到疫情影响最大的，也是那些本身生活状况最脆弱的人。

新华社援引联合国3月4日发布的《2020拉美社会全景》报告称，疫情暴露了拉美地区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社会保障的高度不正规和范围小等问题。虽然地区各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社会保障措施，但2020年拉美地区贫困率和极端贫困率分别达到33.7%和12.5%，为近12年和20年来最高，各项就业和社会平等指数进一步恶化。

博兹克尔 视频截图

在富豪们财富增长最迅猛的美国同样如此，低薪工人的就业率比疫情暴发前降低了35%左右，富豪们的财富却一路上扬。经济学家提出了“K型复苏”的理论，即美国富人将相对较快地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资产价值进一步上涨；然而，蓝领工人等收入较低的群体却会承受裁员的冲击，并可能面临持续多年的财务困境。

3月29日，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在《卫报》发表的文章里给出了更生动的描写：

“今天，我们有一半人过着月光的生活，50万最贫困的群体无家可归，数百万人担心会遭到驱逐，9200万人没有或缺乏保险，全国各地的家庭都在担心如何养活自己的孩子。整整一代年轻人背负着难以忍受的学生债，而且还要面临生活水平低于父母的现实。最让人厌恶的是，低收入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比富人低15岁左右。在美国，贫穷已经变成了死刑。”

“与此同时，顶层的人们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日子。最富有的1%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底层的92%，而最富有的50个美国人用的财富也超过了美国底层社会一半的人数——1.65亿人。尽管数百万美国人在疫情期间失去了工作和收入，但在过去一年里，650名亿万富翁的财富增长了1.3万亿美元。”

新华社援引经济学家的分析称，这种“穷人失业、富人的钱包却越来越鼓”的现象，与美国政府放松管制、减税降息、缩减福利开支等政策的出台息息相关。

所谓放松管制，就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美国最富有群体财富增长缘于股票市场强劲复苏，而股市表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联储采取前所未有的刺激措施。但工薪阶层的工资增长却赶不上富人投资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速度。

特朗普上任后推动减税措施，进一步为富人“减负”。新冠疫情期间，特朗普施压美联储一再降息，当利率接近零时，美联储大量印钞，实行量化宽松，推高资产价格。有能力购买金融资产的多为富人，其资产得以持续保值、增值。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在线新闻和信息中心“世界社会主义者”网站也指出，富人们的财富增长是美国政策的结果。在全球市场从去年3月崩盘后，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同世界各国政府及央行携数万亿美元介入，购买银行和企业的坏账，支撑市场，催生大量公共债务，而这些债务通过市场机制转移到金融寡头手中。

随后，他们又开始推动经济开放，拒绝执行在中国、新西兰等少数国家行之有效的防疫措施，工人们被要求在不安全的工厂、办公室和仓库里为资本家们迅速恢复盈利，还把年轻人赶回到不安全的学校，以便他们的父母重返工作岗位。

以在本次富豪榜中排名第一、第二的贝佐斯和马斯克为例。两人拒绝在他们的工厂内采取任何严肃的公共卫生防护措施，以保护员工，结果获得了最丰厚的回报。

去年5月，马斯克不顾禁令，重新开放了位于弗里蒙特的特斯拉汽车工厂，导致超过440名工人感染新冠肺炎。亚马逊设法掩盖其公司内部的疫情状况，最终在11月承认，自疫情爆发以来，有近2万名员工的核酸检测呈阳性。

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警惕。

桑德斯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触及了美国民主的根基。如果非常富有的人变得更加富有，而数以百万计的工人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平继续在下降，那么他们对政府和我们的民主制度的信心就会下滑。

另据《卫报》4月7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疫情冲击全球经济以来，不平等现象有所扩大，有理由要求富人临时支付更多资金，以支付与危机有关的财务成本。

IMF呼吁进行国内和国际税收改革，以增加可用资金，扩大公共服务，让福利国家体制更加慷慨，并实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了积累必要的资源，以改善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强化社会安全体系，国内和国际税收改革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增强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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