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中最令人唏嘘的场景是“我”与成年闰土三十年后再见的情形。我回乡三四天后，闰土来了。“我”迎接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称他“闰土哥”。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喋；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闰土哥”与“老爷”之间的差距便是将“我”与闰土隔开的“厚障壁”。“老爷”的称呼与乡土社会阶层感的形成密不可分。“称呼某人为‘老爷'，不仅表现了对对方的恭顺态度，而且也向周围的人表明自己已经认识到了对方的势力。人们在听到他人称某人为‘老爷'时，也就认识到了此人的势力。”[7] 岸本美绪详细考察了明末以来江南地区“老爷”称谓的变化，她指出，明末以来，旧指宰相的“相公”称谓开始贬值，逐渐用于称呼生员、胥吏、书役乃至戏子，主要指的是介于“老爷”与“老百姓”之间的有教养又不乏气节的士人阶层。与此相对，“老爷”则由一开始的血缘性尊卑关系延伸到了整个社会群体。明末以来，“老爷”一般用于对官绅的尊称，既适用于上层官员，也适用于普通官员，而就科举系统而言，一般指举人以上的科举人才。这种意义上的“老爷”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用于称呼乡间的大户人家子弟的。闰土称“我”为“老爷”，意味着“我”或者如杨二嫂所言“放了道台”，或者曾经中过举人。联系我的“辛苦展转”，举人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然而这一“老爷”却一点没有“老爷”的样子。“我”耿耿于怀者，在于“老爷”的称呼造成的“我”与闰土间的“厚障壁”，这显然是受了新思想影响的结果。闰土称呼“我”“老爷”，不纯因为对权威的恭顺。这里面存在着对回归旧秩序或者说乡村共同体的期待。闰土家中景况“非常难”，“我”与母亲总结原因，在于“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这是清末以来中国乡土社会面临的普遍困境。然而，闰土初见我时脸上的“欢喜”是否和“我”一样是因为忆起了童年没有等级的交往呢？这则未必。在闰土处，他之称呼“我”为“老爷”是冀望于“我”可以恢复由童年在“我”家帮忙干活这段时光象征着的乡村伦理，这种乡村伦理并不排斥等级秩序。然而，我通过征用这段回忆期望的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没有等级的相处，这是二者间真正的错位。

在“我”，面对乡土社会的困境，我能设想的是一种由童年往事映射出来的平等秩序，因此“我”会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然而，连“我”自己亦明白这一设想的虚妄——似乎大家总归会“隔膜起来”。“我”希望通过众人的实践，在没有路的路上走出一条路来，但这不过是“茫远”的愿望。这样一位受新思想熏陶的“老爷”滑向《祝福》中无能的新党，其间存在一定的必然性。

其中，将《故乡》与《祝福》连接起来的一幕重要场景是祭祀。可以注意到，当“我”让闰土随意挑选我搬不走的东西的时候，闰土着意挑了“一副香炉和烛台”。小说最后，“我”提到“我”在闰土挑选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曾暗地里笑他“崇拜偶像”。这时候“我”似乎有些动摇，与“我”平等秩序的“茫远”相比，闰土的愿望一下子“切近”起来。“我”对自己选择的怀疑在这里可见一斑。乡土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启蒙？这恐怕是十数年来始终萦绕在鲁迅脑中的疑问。早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已发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别样启蒙呼声。这种“可存”的“迷信”究竟指什么？

1956年版电影《祝福》中的祭祀（高清修复版）

就《故乡》而言，“我”回忆中的童年往事是围绕着宗族的祭祀活动展开的，这种祭祀祭的是祖先。秦汉以前的宗法制度主要涉及宗法、宗庙、服制三块。《新青年》痛批的礼教，便是这种意义上的宗法制度。就宗庙而言，祭祀的对象是天地神衹和祖先，在祭天地神衹的时候，往往用祖先与之相配。其中，由君主到士存在着严格的庙数限制，最底层的庶人是不能参与宗庙祭祀的。秦汉以来，中国的基层社会便形成了独特的宗法社会。这种宗法社会逐渐由政治功能中剥离出来，更多与地方宗族相联系。与这种宗法社会相对应，民间的祠堂开始出现。随着宋代重建宗族的努力，以祠堂为中心的祭祖活动日益盛行，成为维持宗族威望的一项重要活动。[8]

“我”家中进行的祭祀活动，预示着乡土共同体内部的稳定。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宗族在近代以来在乡土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乡间大族往往承担着一个乡土社会的基本公共职能（如由祠堂延伸而来的祠田、祭田）。明中叶以来的里甲赋役制度改革导致的一个最大变化在于将农民固定在了田地上。图甲的编制有从田不从人的趋势，这直接导致了“户”的空心化，多名纳税人可以共同支配同一“户名”，这进而间接导致了宗族的崛起。许多人为获得编户齐民的身份而通过联宗、归宗依附于大的宗族势力。同时，国家为了实现对编户齐民的控制，不得不求诸于各种中介势力，这是明清以来士绅坐大的重要原因。[9]闰土父亲在“我”家帮忙，参与祭祀这一宗族的重要典礼，是他被乡土共同体接纳的重要象征。闰土带走香炉和烛台，这种“迷信”背后是否存在着对由祭祀表征的旧有乡土伦理秩序的怀念？然而，这种乡土伦理秩序还存在吗？

《祝福》里，祥林嫂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鲁四老爷不许其参加新年(祭“福神”)与冬至（祭祖）的祭祀活动。祥林嫂初次到鲁四老爷家帮忙，是第一次丧夫逃出卫家的时候。因为能干，四婶马上将人留了下来。她参与了这一年的祭礼：“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在祭祀中忙活让祥林嫂获得了一种“满足”，甚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祥林嫂第二次到鲁四老爷家帮忙，是在被卫家抓回强迫改嫁，再次遭遇丧夫丧子的不幸之后。这次，鲁四老爷不只是“皱了皱眉”，“讨厌她是一个寡妇”，他更进一步告诫四婶，祭祀的时候不能让祥林嫂沾手。祥林嫂面对这一禁令一开始只是“讪讪”和“疑惑”，在经镇上人们“烦厌和唾弃”之后，她似乎才明白这一禁令的真实意味。之后经柳妈“提醒”，她捐了门槛，一方面是要避免死后被阎罗王锯开，更重要是要通过赎罪重新承担起祭祀的工作来。然而，捐门槛并没有让祥林嫂免于被排斥的命运，四婶依旧不许她沾手。这次的打击是致命的，祥林嫂精神彻底崩溃，半年后即沦为乞丐。五年后，祥林嫂过世。

祭祀对祥林嫂而言之所以具有这等重要性，是因为“参与祭祀的准备，给她一种实感，表明在这个共同体所规约的幸福的末端，确切无疑地将她也连在了一起。虽说是帮忙，但只要能与祭祀相关，就一定意味着她还是这个由祭祀、受祭祀的关系构成的强固的单位集合体社会的一员。”[10]这与《故乡》中的祭祀是一个道理。与《故乡》仅仅将闰土的不幸笼统归结为“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这些以外部原因为主的原因不同，《祝福》将目光转向了乡村共同体自身，详细描述了祥林嫂被乡村共同体排斥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妇女在近代以来家庭中地位的变迁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