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别主义看社会科学的整体困境

性别主义，实际上构成了对西方整个文明、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的一种挑战。但从1980年代以后到今天，我们再去看西方女性主义的叙述，已经变得很优雅，甚至也很没意思。全世界性别主义的研究，似乎有点走不下去——它卡在了解释西方白人妇女怎么争取权益、获得和男性一样地位的位置上。

这个障碍首先是因为它没有把其他地区、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实践纳进去；而且这个障碍是很难被西方人自己克服的。这相当于为什么性别主义研究很容易就变成了“女性” 的研究——男性很难跨出那个男权、父权的框子，按照男女平等的眼光来看世界，因为他一直享受着这个不平等的好处。同样，让西方人获取非西方人的视野是很难的。还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这些非西方的人受到了西方的教育，非西方人也学着用西方世界的眼光来看自己，也是越看越不顺眼，不会实实在在去看自己有过的、还继续有的那些丰富的实践，也不会从中来总结、提炼我们的理论。社会科学真正难做的就是在话语层面怎样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我们自己得有一套对这些问题的说法，而这“说法”的背后是对自己实践的认同。

也许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变化太快。比如说美国这么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大国，在“反恐”问题上走得如此不顺，从根本上说，是它的制度设计、体制适应不了新的形势。现代社会科学和国家建设是同一个过程，它即是现代国家的产物，又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也负责解释并合理化国民经济、国家防务、国家文化、国家建设。整个社会科学现在从所谓最硬的、最成熟的和最科学的经济学到其他很多学科，都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家”当然很重要，直到现在国家仍然是最大的组织和制度，是最有力量的利益代表，但另一方面，这里也确实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现在的全球化形成一些非国家的力量和现象，原有的社会科学也不知道怎么应对，原有的概念、范式也解释不了。

而在这方面，性别主义又确实非常有参考价值：性别主义的锐利在于，它认为，西方从古希腊一直到启蒙运动，包括中间经过文艺复兴，整个最基本的叙述都是不合理的，是男权的，它都要去挑战。性别主义挑战的是人们关于世界的基本认识：我们这个世界不只是线性的、进步的、阶段的、以男性支配和男性叙述为主，不只是一个越来越科学化和理性化的世界。其实，这种视角和我们现在寻求科学发展观，讲和谐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交叉关系。西方的性别主义叙述构成了对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挑战之一。现在，社会科学的最大难处，是所谓“杰出人才”（往往就是20世纪训练出来的）所操持的基本上还是20世纪那套老的话语，讲的还是那套老的概念。那么，怎么面对未来？现在中国倡导和平发展，提出了“和谐世界”的观念，这至少是个引领式的命题，也提供了讨论的可能性。这种观念的提出，不但对我们有意义，对社会科学有意义，或许可以整个地改变我们的话语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