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声，历史有痕。八十载光阴流转，抗战的烽火岁月依然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观察者网特别推出“抗战史上的今天”栏目，每日与您共同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

1931年1月11日

马占山通电声明未接受苏俄援助，日方宣称黑龙江省军与苏俄军队密结等情绝非事实。

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600余人由冯庸率领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提出要求八项：一、宣示京粤和议经过；二、解释“四全大会”分开意义；三、立即完成统一；四、克日收复东北失地；五、暴日如再侵扰各地，立即以武力制止；六、准备对日宣战；七、悬赏拿办媚日汉奸袁金铠、熙洽、张海鹏等；八、失地负责官吏，应如何惩处？张继、吴铁城代表中央接见，表示中央对东北问题已抱定极大决心，誓必收回失地。

10日深夜11时至是日凌晨5时，天津便衣队继续发动武装暴乱，与警察发生激战，日军在海光寺、闸口两处开炮，并有铁甲车一辆助战，天明后暴徒全部退入日租界。同日，北平市宣布戒严。

驻津日领事桑岛访市长张学铭，声称对便衣队暴乱事件，日本不负任何责任，并要求派人合组检查团，如搜检日租界无便衣队，中国应负诬蔑之责。张答：“每晚便衣队均由日界冲出，事实俱在，毋庸检查。”是晚，驻天津日军司令香椎访张学铭，自称代表各国领事意见，要求中国军警再退离日租界外500米，被张拒绝。

日本政府声明，在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重议满洲问题时，日本决不作丝毫让步，上届会议时所提五项基本原则作为根据的立场亦不稍改变；并称日本将“筹划一种外人管理中国方法”，“努力使国联确解欲使中国有一忠实政府，不可不有一种外人干涉。如国联赞同日本此种见解，而中国真正有信任国联之诚意，则中国应即依允此项计划”。

旅鲁日侨以山东居留民会名义电国联日代表芳泽，请向国联提出：1922年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国迄今未履行，条约中订明日人参与青岛市政权，亦未实现，中日共同利益不能实现，实为遗憾。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财政委员会组织大纲》及委员人选；选任施肇基、钮永建为国民政府委员；发布实现团结之通电。同日，临时全会闭幕。

1932年11月11日

豫鄂皖“剿匪”总部规定“改良”鄂地方政治办法12项，内容有“慎选保安队长及铲共义勇队人选”等，是日令鄂省府遵行。

蒋介石电皖省府严防皖人反对米捐，令饬安庆、芜湖、蚌埠警备司令部，凡鼓动商民破坏者，以“妨害政治，扰乱社会”论。

中华儿童教育社第三届年会在南京开幕，讨论儿童健康教育等问题，13日闭幕。

外交部长罗文幹代表国民政府电贺罗斯福当选美总统。

1933年1月11日

天津日驻屯军司令部宣告冈村此次来平，与中国当局商议讨伐抚宁土匪之善后处置及接收榆关附近地带之办法，“已告圆满解决”。翌日，冈村返抵长春，报告北平会谈经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书》，指出中日直接交涉的内容“显然不限止于国民党政府公开承认满蒙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且必然是南京政府进一步的投降卖国，以中国承认华北为日本势力范围，日本帮助南京政府以金钱武器伸长他的反动势力，进行他的五次‘围剿’为直接的交换条件”。

刘湘电北平军分会称：“自赤匪陷绥定后，我第五路军即计划进攻，殊匪企图东下，进扰两开（开县、开江），竟以全力猛扑我第五路军，盖欲接通南江〔江南〕，以与贺匪联合，故连日不惜冒死来攻……自上月世日至本月歌日止战六昼夜，我军伤亡五六百人。”

上海市商会、航业同业公会等团体电行政院、外交部，指责与日本直接协议通车、通邮、设关“是直承认伪国、断送四省”，“是直将两年来民众一切牺牲尽付流水，其何以保国土系人心”。16日，汪精卫复电称：中央对外方针，“决以不损害主权为原则，希告各界勿滋疑念”。

陈铭枢、蒋光鼐由漳州到福州谒林森，林劝其打消发动反蒋事变，陈等未接受。翌日，林返京，陈等派黄琪翔赴港迎李济深到闽作最后决定。

1934年1月11日

中央红军红3军团击溃湘军欧冠部和宜章义勇队，攻占宜章县城，越过粤汉路进入浆水、麻田、梅田，次日，经香花岭向临武、嘉禾推进。中央红军大队开始冲越第三道封锁线。

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举行会议，决定红25军主力转到外线，以桐柏山、伏牛山为初步目标，开辟新的根据地，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高敬亭留在根据地领导红28军坚持斗争。

上海酒精制造厂成立，官商合办，资本150万元。董事黄江泉、黄浴沂、刘鸿生、黄金琛、汤详贤，监事梅哲之、黄宝球、唐祥福，通过公司章程，定于12月12日投产。

浙江省政府与铁道部成立钱塘江大桥工程处，以茅以升为处长，罗英为总工程师，本日在杭州闸口举行大桥工程开工典礼。该桥为当时国内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大型桥梁。

赣省泰和至兴国公路通车。

上海《现代杂志》停刊。主编洪雪帆，出至六卷一期。

1935年11月11日

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自津到平，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内容计有10项：一、成立“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二、领域为华北五省二市；三、首领宋哲元，总顾问土肥原；四、由最高委员会主持军事；五、财政截用中央在各该省、市之关税、盐税和统税；六、开发华北矿业、棉业，使与日、“满”结成一单位；七、另定五省通用货币，与日元发生联系；八、扑灭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代以东洋主义；九、保留南京政府之宗主权；十、亲日反共。限宋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取河北和山东。

日关东军司令南次郎为强制推行华北自治作军事后盾，特发布作战命令：饬独立混成第1旅团调步兵一联队，轻战车、工兵各一中队，野战重炮兵一大队于13日集中山海关、古北口附近，作进出华北之准备。又令旅顺口、青岛巡洋舰、驱逐舰驶大沽。

日陆军大将、前军事参议官松井石根由沈到津，“视察”华北情势。程克邀宴，王揖唐、曹汝霖、孙润宇等作陪。

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接到土肥原所提限20日前宣布自治之通牒后，一面向国民党中央请示应付方针，一面故意电国民党五全大会，要求南京开放政权，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集中人才，努力复兴大业。多田骏认为宋电是“迈向建立华北自治政权的起点”，遂于次日飞济南，策动鲁省府主席韩复榘响应。于是，韩亦于13日向五全大会发出和宋同样主张之电报。

上海时代日报社、文化建设社、沪农社、中华邮工社、中华青年社、市教育会、市妇女协进会、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各大学学生联合会等36个文化、教育团体电国民党五全大会，建议树立自力更生外交政策；彻底改造中央、地方政制；从“民生国计上着想，为多数劳苦大众求生存”，而不“斤斤于训政、宪政之争论，为少数士大夫求出路”。

上海南京路日商比节洋行被捣毁。次日驻沪日领石射访市府，声称比节洋行事件系排日团体之活动，要求取缔。

粤实施管理货币法令仅四日，即收集白银800余万元。是日，粤省银行又发行百元“法币”一种，即日兑出40万元。